《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九十八条要求被承认的外国判决属于“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生效要件在中美两国法下的满足时点相差一个上诉期。我国民事诉讼实行两审终审，一审判决在法定上诉期内不发生法律效力，须待上诉期届满当事人未上诉，或者二审判决作出后，胜诉方才能申请执行。上诉期内，强制执行程序原则上不启动。

纽约州法下，判决自书记官签署并归档之时起即告录入（entry），无须再经过一段等待期。《纽约州民事诉讼法与规则》（CPLR）第5016条(a)款规定，判决在经书记官签署并由其归档时即为录入。录入之后，胜诉方即可就判决所确定的金钱债权启动执行。

上诉本身不当然停止金钱给付判决的执行，败诉方需要另行提供与判决金额相当的担保，停止执行的效力才发生。CPLR第5519条(a)款第2项规定，判决或命令指向一笔金钱的支付时，上诉方向对方送达上诉通知并提供该等金额的担保（undertaking），承诺判决被维持或上诉被驳回时如数支付的，执行程序方告停止；同条(a)款第1项对州及其下属政治分支机构的上诉给予当然停止的待遇，私人主体不在其列。在纽约州，败诉方要暂时停止执行程序，需要先拿出等额的资金或者等额的担保。

两种制度在债权人保护与败诉方救济之间取的平衡点不同，对跨境债权人的直接影响是时间表的错位。案涉判决2023年11月13日作出并于当日生效，温州中院2026年8月17日裁定承认，中间隔了二年九个月。这段时间里，判决在美国境内一直是可执行状态，在我国境内则要经过立案、组成合议庭审查、听证、作出裁定的完整程序。债权人容易产生的误判，是把美国判决的即时执行力带到中国的时间表里，按数月的预期安排资金和后续保全。我们在承办此类案件时给出的估算区间是一年以上，本案的实际周期落在该区间的高位。

缺席判决在承认程序中的实质审查点，是《民事诉讼法》第三百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的不予承认事由：被申请人未得到合法传唤，或者虽经合法传唤但未获得合理的陈述、辩论机会。第三百条第一款列举了五项不予承认和执行的情形，除外国法院无管辖权、判决以欺诈方式取得、我国法院已就同一纠纷作出判决或已承认第三国判决、违反我国法律基本原则或损害国家主权安全与社会公共利益之外，第二项直指送达与应诉机会。被告到庭答辩的判决，应诉机会写在判决书里；缺席判决不然，申请人必须自己把送达过程还原到法院面前。

本案申请人提交的送达记录覆盖了从起诉到判决录入的完整链条，且每一节点都有独立的形式载体。2023年7月31日，案件传票和经核证的申诉送达至两被申请人；2023年9月12日，两被申请人送达一份应诉通知，但未提交答辩；2023年9月5日，传票的另一份副本通过平邮邮寄至两被申请人最后已知的地址；2023年10月20日，申请人申请缺席判决的通知发送至两被申请人的备案律师；判决作出后，申请人的美国律师通过挂号信将判决书副本及判决录入通知邮寄至Y先生的美国登记地址。其中2023年9月12日的应诉通知尤其关键——被申请人一方已经就该案作出程序回应，随后选择不答辩，与从未收到传票是两种性质完全不同的状态。

被申请人在另案中对美国判决存在的自认，是缺席判决承认程序中证明力最高的单项证据。2024年1月2日，Y先生向浙江省乐清市人民法院提交管辖异议材料，其中明确表述“原告已于2023年7月31日向纽约法院起诉，该案已判决结案”，并一并提交75页相关材料。该份自认同时解决了两个问题：被申请人知悉美国诉讼的存在，且知悉其起诉日期与判决结果；材料出自被申请人本人，不存在申请人单方举证的证明力折扣。缺席判决的承认之所以困难，症结在于被申请人的沉默无法区分“未收到”与“收到后不应诉”，被申请人自己在国内另案中的书面陈述把该区分做完了。

我国法院对美国缺席判决的送达审查并非本案首次。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在（2015）鄂武汉中民商外初字第00026号案中，对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洛杉矶县高等法院作出的缺席判决作出承认裁定，该案同样对送达程序进行了专门审查。两案相隔九年，审查的问题相同：被申请人是否获得了应诉的机会，而判决作出时被告是否到庭本身并不决定审查结果。

从美国诉讼启动之日起就按我国法院的举证标准固定送达记录，是缺席判决承认申请中最有价值的一项前置安排。美国诉讼中的送达证明（affidavit of service）、邮寄凭证、对方律师的备案记录，在美国程序内的作用是推进案件，在我国承认程序内的作用是证明第三百条第一款第二项的不予承认事由不成立。两者的证据要求不同——美国程序接受的送达方式，未必自带我国法院所需的书面痕迹。诉讼结束后再回头补，多数补不上。

中美之间没有缔结或共同参加关于相互承认和执行民商事判决的国际条约，承认美国判决必须经过互惠关系的审查。温州中院在裁定中确认了条约缺位的事实，并按互惠原则进行审查。互惠审查是承认美国判决区别于承认条约缔约国判决的额外环节，也是长期以来当事人举证难度最大的部分。

最高人民法院《全国法院涉外商事海事审判工作座谈会会议纪要》第44条把互惠关系的认定标准从“事实互惠”改为以法律互惠为首项，举证对象随之从既往判例转向该国的成文法。该纪要由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四庭于2021年12月31日印发，文号法〔2021〕49号。第44条第一款列举三种可以认定存在互惠关系的情形：其一，根据该法院所在国的法律，人民法院作出的民商事判决可以得到该国法院的承认和执行；其二，我国与该法院所在国达成互惠谅解或者共识；其三，该法院所在国通过外交途径对我国作出互惠承诺或者我国通过外交途径对该国作出互惠承诺，且没有证据证明该国曾以不存在互惠关系为由拒绝承认和执行我国法院的判决、裁定。同条第二款要求人民法院逐案审查认定互惠关系是否存在。

本案适用的是第44条第一款第一项，温州中院据以认定互惠关系存在的证据，是申请人提交的美国纽约州皇后县最高法院承认我国法院民事判决的相关判决。该项标准的落脚点是“根据该法院所在国的法律”，即纽约州法是否允许承认和执行我国法院的民商事判决。纽约州就此有成文法：CPLR第53条（Article 53，《统一外国金钱判决承认法》在纽约州的立法形式）规定，外国法院作出的判决，在作出地属终局、确定且可执行的，在纽约州获得承认和执行。既往判例的作用是证明该成文法在中国判决上被实际适用过，与成文法本身构成两层证据。

互惠关系在我国的认定以美国整体为单位，不按州逐一判断，也不区分作出判决的是联邦法院还是州法院。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在（2017）沪01协外认16号案中对被申请人提出的分州判断主张未予采纳，理由是美国法院已多次承认和执行我国法院的民商事判决。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在（2015）鄂武汉中民商外初字第00026号案中认定互惠关系存在时所依据的，是我国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一起产品责任案件的判决曾在美国联邦法院获得承认和执行。三案分处不同年份、不同辖区、涉及不同层级的美国法院，认定口径一致。

互惠举证宜同时提交成文法依据与裁判依据两层材料，只提交个案判例存在风险。美国法院对我国判决的态度在个案中并不整齐，以我国司法制度是否符合正当程序（due process）要求为由提出的抗辩在纽约州法院出现过，其中有的被法院采纳、有的未被采纳。仅以某一份承认我国判决的裁判作为互惠证据，一旦该裁判本身在上级法院被改变，互惠证明的基础即随之动摇。成文法层面的依据不受个案变动影响，是更稳定的一层。我们在准备互惠材料时的做法，是先固定该州承认外国判决的成文法条文与生效版本，再补充两份以上不同年份的裁判作为适用实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