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案围绕同一运输合同关系，先后引发了两起相互关联的诉讼，完整呈现了“运费拖欠－留置货物－相互索赔”的纠纷全貌。

1.前案：运费追索之诉

承运人A公司因托运人B公司拖欠数月运费，为施压催款，A公司对其正在承运的B公司货物采取了留置措施，拒绝交付。后施压未果，留置货物贬值严重，难以处置变现。A公司遂将B公司诉至法院。B公司在一审时经法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一审法院基于A公司提交的清晰对账记录及欠条等证据，进行缺席审理，判决支持了A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判令B公司支付拖欠运费。B公司后提起上诉，主张A公司的留置行为构成违约，其因该违约留置所遭受的损失，应与B公司拖欠A公司的运费相互抵销。二审法院未支持B公司的上诉请求，维持了一审判决。

2.后案：留置损害赔偿之诉 

B公司因无法向上游客户交货，向其客户承担了高额赔偿。于是，B公司在收到前案败诉判决后，另案起诉A公司，主张A公司违反合同约定留置货物，构成根本违约，要求赔偿其因此遭受的全部损失。

两案结合，完整勾勒出从债权主张到自力救济，再到因救济方式不当引发次生纠纷的典型路径。

当运输合同明确排除留置权时，承运人能否以托运人欠付运费为由扣押货物？ 这直接关系到对《民法典》相关规定的理解与适用。

1.留置权的法律规定与约定排除

《民法典》第四百四十七条规定：“债务人不履行到期债务，债权人可以留置已经合法占有的债务人的动产，并有权就该动产优先受偿。” 同时，针对运输合同这一特殊情形，第八百三十六条进一步明确：“托运人或者收货人不支付运费、保管费或者其他费用的，承运人对相应的运输货物享有留置权，但是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

本案的关键即在于“但是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这一但书条款。双方在《运输合同》中明确约定：“托运人无论何时都对货物享有所有权，承运人无论在任何时候均无权对货物采取留置、抵销等行为。”该约定完全符合《民法典》允许当事人另行约定的精神。

2.合同约定优先于法定

A公司在“扣货”半年后发函通知B公司提货，并在庭审中辩称其行为是行使《民法典》第五百二十六条规定的“先履行抗辩权”。然而，法院综合其行为目的（为担保运费债权）与客观表现（持续控制货物拒绝交付），认定其行为实质构成“留置”。在合同已明确禁止行使留置权的前提下，该行为直接违反了双方的明确约定，构成违约。

3.减损义务影响责任划分

虽然法院认定A公司违约，但并未全额支持B公司的索赔请求。这体现了《民法典》第五百九十一条规定的“减损规则”：“当事人一方违约后，对方应当采取适当措施防止损失的扩大；没有采取适当措施致使损失扩大的，不得就扩大的损失请求赔偿。”B公司在知晓货物被留置后，作为专业物流企业，未积极采取合理措施防止损失扩大，存在过错。因此，法院最终酌情判定A公司承担70%的责任，B公司自行承担30%的次要责任。

本案判决为物流行业，尤其是涉及运费回收风险管理的企业，敲响了警钟：

1.合同条款是权利的基础，签约须谨慎

商事主体在签署合同时，必须高度重视其中关于权利限制、责任划分的条款。若合同中存在类似“禁止留置”等排斥法定权利的约定时，应充分评估其商业风险，或通过谈判予以修改。

2.维权途径必须合法合规

当遭遇运费拖欠时，应优先选择发送书面催告函、律师函、提起诉讼、申请财产保全等法律途径。若合同已排除留置权，则“扣货”不仅无法有效施压，反而会将自己置于违约方的被动地位，引发新的赔偿责任。

3.纠纷发生后的积极作为是“止损”关键

无论是托运人还是承运人，在发生争议后，均应采取积极、理性的态度处理问题，固定证据（如沟通记录、货物状态照片），并采取合理措施防止损失扩大。消极应付或意气用事，将导致自身责任比例的扩大。

4.严肃对待诉讼程序，切忌“缺席”

前案中，B公司因缺席审判而丧失了在一审中主张债务抵销、提起反诉等抗辩权利的机会，直接导致了败诉结果。放弃出庭等于放弃法律赋予的抗辩权，可能带来无可挽回的后果。

本案生动地诠释了《民法典》框架下商事活动中“意思自治”原则的优先性。法律赋予的留置权，当事人可以通过合意进行放弃或限制。对于物流企业而言，安全的经营不仅依赖于车辆的行驶和货物的保管，更始于一份权责清晰的合同，依赖于所有从业人员，尤其是决策者对合同条款的敬畏之心、对法律规定“但书”条款的清醒认识，以及对法律程序的严肃态度。在法治框架内行事，用合法手段维权，才是企业持续健康发展的坚实护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