员工离职时，人力资源或法务部门要求其删除涉密文件、交还载体、接受设备检查，已经成为许多企业的标准动作。多数人认为这一动作理所当然，理由是“商业秘密是公司的财产，离职当然应该留下”。

这一直觉混淆了两个层面的问题。第一个层面是商业秘密能否像物权一样被支配和追及；第二个层面是删除、返还载体属于公司的当然权利，还是侵权成立之后的救济后果。2025年修订的《反不正当竞争法》于2025年10月15日施行，商业秘密条款由原第九条调整为第十条；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商业秘密保护规定》（总局令第126号）于2026年6月1日施行。两部规范施行后，上述问题有了更清晰的规范依据。本文从理论定性与司法实践两条线索展开，呈现正反两方的论证结构，并分别为离职场景中的企业与员工提出可执行的操作建议。

（一）权利说将删除视为专有权利的当然延伸

主张公司对商业秘密享有支配性权利的一方，首先援引《民法典》第一百二十三条。该条将商业秘密明确列为知识产权的客体，规定民事主体对其享有“专有的权利”。以此为起点，商业秘密被纳入“绝对权—支配权”的论证框架。既然属于专有权利，权利人自然有权控制信息的知悉范围；离职员工继续占有涉密载体，即构成对权利圆满状态的妨害；删除、返还载体也就成为支配权的当然延伸。

学理上，持权利说的学者主张商业秘密应当从纯粹的行为法保护转向权利法保护模式，并认为“当他人不当获取或者持有商业秘密权利人的商业秘密时，其可以主张对承载信息的资料的返还或者销毁”。该说同时承认，返还、销毁请求的基础是信息的“控制权能”，与有体物的占有回复性质不同。在该说看来，商业秘密的对世性“和物权乃至和知识产权的其他保护对象所体现的对世权都是有区别的”，其“处于相对不稳定的状态，不能对抗善意第三人”。

（二）行为规制说以法定禁止行为作为救济前提

对立观点强调《反不正当竞争法》的规范结构。该法第十条采用列举禁止性行为样态的方式，包括不正当获取商业秘密，披露、使用或者允许他人使用以不正当手段获取的商业秘密，违反保密义务披露、使用所掌握的商业秘密等，条文中没有“商业秘密归权利人所有”一类的权属宣告。法律规制的对象是行为的不正当性，信息的权属边界不在其调整范围之内。

最高人民法院早在公报案例“马达庆案”中即阐明了一般原理：“一种利益应受保护并不构成该利益的受损方获得民事救济的充分条件……（商业机会）本身并非一种法定权利……利益受损方要获得民事救济，还必须证明竞争对手的行为具有不正当性。”这一原理同样适用于商业秘密。公司要发动删除、返还等救济，必须先证明员工实施了法定禁止行为；仅凭“信息曾经属于公司”，不足以主张物权式的追及。

（三）两种定性分别导向不同的删除请求逻辑

两种定性的分歧直接决定了“删除请求”的性质。按照支配权逻辑，删除是权利的常态行使；按照行为规制逻辑，删除只是侵权成立后的责任承担方式之一，侵权未经证明，员工即无删除义务。下文对司法实践的梳理将显示，裁判者恰恰在这两种逻辑之间摇摆。

规范层面，《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侵犯商业秘密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20〕7号）第十八条提供了最直接的依据：“权利人请求判决侵权人返还或者销毁商业秘密载体，清除其控制的商业秘密信息的，人民法院一般应予支持。”该条款在个案中得到广泛适用，并呈现明显的强化趋势。

案例层面，最高人民法院近年的以下裁判尤其值得关注。

此外，法释〔2020〕7号第六条第（六）项及《商业秘密保护规定》第九条第（七）项，均将“要求离职员工登记、返还、清除、销毁其接触或者获取的商业秘密及其载体，继续承担保密义务”列为认定权利人已采取保密措施的情形。企业据此主张，规范既然鼓励并认可这种管理动作，公司在离职环节要求删除即具有正当性，这一要求甚至是维持商业秘密“保密性”要件的必要措施。

上述裁判口径对企业的保护力度空前。从规范文义与体系解释出发，员工一方仍有坚实的抗辩空间。

（一）删除与返还是侵权人的责任，离职员工不负当然的删除义务

法释〔2020〕7号第十八条的适用对象是“侵权人”。返还、销毁、清除在性质上属于侵权责任的承担方式，其启动以法院认定商业秘密成立、员工实施了侵权行为为前提。该条没有授权企业在离职交接中单方发动“先发式”的删除。员工正常离职且无任何侵权迹象时，不负有实体法上当然的删除义务。前述最高人民法院判令销毁、移交离职员工所持载体的案件，均以侵权已经审理认定为前提。判项指向的是侵权企业及其组织体系内的执行措施，不能据此得出企业对离职员工享有日常支配权的结论。

同理，法释〔2020〕7号第六条第（六）项与《商业秘密保护规定》第九条第（七）项属于保密措施的认定规则。两项规定用于判断公司主张的信息是否满足商业秘密的“保密性”构成要件，解决的是秘密是否成立的问题，与公司享有何种请求权无涉。将其读作授权条款，是把证据规则误当作实体权利。

（二）保密义务源于合同约定，效力具有相对性

《劳动合同法》第二十三条对保密义务采约定主义，规定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可以”在劳动合同中约定保密事项。离职员工的保密义务，包括返还载体、删除副本等附随义务，原则上源于合同约定或者有效的规章制度，性质是债权债务关系。即便存在有效约定，公司主张的也是合同之债的履行请求权，发生争议时应当诉请法院裁判并申请强制执行，不能诉诸私力。强行检查、扣留员工私人手机或者远程清空个人云盘，反而可能使公司自身面临侵害个人信息权益或者财产权的法律风险。商业秘密领域不存在物权式“自助”的依据。

（三）商业秘密的客体是信息，效力不及于载体本身，更不及于人格

商业秘密的客体是无形的信息，“商业秘密是某种信息，而不是载体本身，不能将载体本身认定为商业秘密”。由此产生两重限制。

第一重限制来自信息与人身的不可分性。最高人民法院在公报案例中明确宣示：“作为具有学习能力的劳动者，职工在企业工作的过程中必然会掌握和积累与其所从事的工作有关的知识、经验和技能。除属于单位的商业秘密的情形外，这些知识、经验和技能构成职工人格的组成部分，是其生存能力和劳动能力的基础。职工离职后有自主利用其自身的知识、经验和技能的自由。”文件可以删除，员工的记忆与经验则无人有权“删除”。司法实践亦确认，储存于人脑、缺乏有形载体的经验与想法本身不构成商业秘密。

第二重限制来自秘密范围的严格限定。企业主张“涉密”的信息未必都构成商业秘密。广州南沙法院审理的一起案件中，原告主张的客户信息基本仅为客户名称，且多为不完整的概括称呼，法院认定其不满足商业秘密的构成要件。对“客户资源”的保护同样让位于交易自由。法释〔2020〕7号第二条第二款规定，客户基于对员工个人的信赖进行交易，员工离职后客户自愿跟随的，应当认定员工没有采用不正当手段。江苏高院的一起典型案例亦确认，离职技术人员利用自身知识、经验和技能赢得投标竞争优势，不构成不正当竞争。

比例原则同样限制删除、销毁请求的适用范围。裁判规则显示，权利人主张返还、销毁资料与设备时应当明确具体内容；生产线中仅部分设备涉及技术秘密的，无须整体销毁。举重以明轻，诉讼中尚且如此克制，离职环节“全设备格式化”式的管理显然超出了必要限度。私人设备上混存员工个人信息、家庭照片等数据时，删除范围更须与经证明的涉密信息严格对应。

（一）企业应将删除要求转化为合同约定与证据安排

事前阶段，企业应当在劳动合同或者保密协议中设置专门条款，明确离职时载体返还、电子副本删除的范围、方式与验收程序，将制度要求转化为可诉的合同义务；建立涉密载体清单与密级标识制度，使“要求删除的对象”具体化、可指认；推行公司设备与个人设备（BYOD）的物理或者逻辑隔离，从源头减少数据混存。

事中阶段，企业应在离职交接时与员工签署载体交接确认书，逐项登记，避免笼统要求“全部删除”；发现侵权迹象的，第一时间公证取证，必要时申请行为保全或者证据保全，避免以私力检查私人设备；交接范围严格限于公司载体与工作账户，不及于员工私人设备与个人账户中的非涉密数据。

事后阶段，企业应固定离职交接证据链，包括交接清单、确认书与系统权限回收日志，为可能发生的诉讼预先留存保密措施与接触证据；确有侵权的，依据法释〔2020〕7号第十八条在诉讼中主张返还、销毁载体及清除信息；同时复盘涉密信息管理漏洞，避免因保密措施不足导致“秘密性”被否定。

（二）员工应在配合正当交接的同时守住自身权益边界

事前阶段，员工在职期间应当公私分离，不将涉密文件复制至个人设备与私人网盘；签署保密协议时关注返还、删除条款的范围表述，对兜底式、无限定的条款提出书面异议。

事中阶段，员工应主动返还公司载体、退出工作账户并留存交接凭证。公司要求强制检查或者格式化私人设备的，员工可以要求公司提供书面依据并明确删除范围，删除范围应限于公司能够指认并证明涉密的信息。对于内容超出实际交接情况的“已彻底删除”承诺，员工可以拒绝签署，改为签署与客观事实一致的交接确认。

事后阶段，员工应妥善保存交接清单与沟通记录，防范事后被指控“带走商业秘密”。被诉时，员工可以从四个层次组织抗辩：信息不构成商业秘密；员工未实施法定侵权行为，删除请求缺乏前提；所利用的是个人知识、经验与技能；客户基于个人信赖自愿跟随。

公司是否有权在员工离职时要求其删除商业秘密，规范与裁判给出的答案是有条件的肯定，当然的支配权在现行法上缺乏依据。删除、返还载体作为救济手段，以商业秘密成立且侵权行为被认定为前提。保密协议与规章制度可以为公司创设合同性的请求基础，但不能将其提升为物权式的单方强制。司法实践近年出现的“物权化”表述，包括绝对权请求权的定性与对离职员工所持载体的销毁、移交判令，服务于遏制恶意窃密的公共政策，不应被泛化为离职管理的日常授权。对企业而言，真正有效的保护来自清晰的保密制度与可举证的保密措施。对员工而言，配合正当交接的同时，其知识、经验与技能所承载的人格自由同样受法律承认与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