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在司法实践中，甲方一般提交的证据有：

但是，以上是比较理想的举证方式，实践中往往会更加复杂，因为：

基于上述情况，甲方在举证时往往会存在两个核心障碍，一是工程逾期是因乙方原因导致；二是因乙方违约导致工程逾期的天数是多少。

基于上述风险点的考虑，若案件未进入鉴定，而案涉工程又是未完工程的情况下，甲方应当举证的证据应当包括：

当然，如果甲方只是提交上述证据，对于审判方而言，依旧存在难以认定的情况，因为一旦双方发生纠纷，核心证据中，往往是各执一词，审判方难以简单依据甲方提交的这些证据来认定关键事实，即因乙方违约导致工期逾期的天数有几天？这里涉及几个工程的基本概念：

为解决上述问题，甲方应当在施工过程中就加强管理，及时固化证据，防止在诉讼过程中因证据不足而处于不利的地位，具体的措施应当包括：

因此，甲方在关于工期索赔的诉讼中处于不利地位，往往与甲方在工程管理的过程中未进行全盘考虑有关。对于甲方而言，其专注于工程施工本身，即考虑工程本身的质量、安全、工期与款项支付，其委派的项目管理人员也通常只是工程人员，而不包括法务人员，因此导致甲方对于若双方发生纠纷导致诉讼或者仲裁，审判方会如何判断的方面不是很了解，也因此导致甲方不能以终为始，按照审判方的思维进行过程合规管理。为解决该问题，甲方在进行合规管理的时候，就必须按照上述方式，在施工过程中将每一道工序的工期延误的原因及责任分担固定下来，若等到双方发生争议再进行固定证据，此时形成的证据可能无法得到乙方认可，在证明力上将会大打折扣。

一、案件进入工期鉴定的前提

就司法实践而言，甲乙方发生纠纷，乙方往往会主张支付工程款及进行工程索赔（包括主张停窝工损失、赶工费用、签证费用等），而甲方往往会通过进行质量索赔和工期索赔来进行对抗。但是，很多案件中，若甲方的基础证据证明力不足，审判方可能不会启动司法鉴定，最终也往往会直接驳回甲方的诉求，因此，甲方应当知晓案件如何才能进入工期鉴定流程。

在(2023)宁民申1494号案件中，法院认为：“启动鉴定程序以法官查明事实的需要为前提，本案审理中是否存在通过一般的举证、质证无法查明的专门性问题即需要通过特殊技术手段或者专门方法才能确定的专门性问题，需由法官根据案件审理情况确定。对工期索赔纠纷而言，首先应根据在案证据查明事实并判断工期延误责任在哪方当事人，确定承担责任的基础事实并认定责任后才涉及工期索赔金额和相关违约金、损失具体数额如何确定的问题。当事人对自己主张的事实应当承担举证责任，一审法院认定宁夏金某公司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主张的工期延误责任全部在曲阜市建某公司，宁夏金某公司的主张不能成立，则本案审理不涉及后续认定违约金计算基数、认定宁夏金某公司主张的损失具体数额是多少的问题，如果审理中再启动司法鉴定程序，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关于鉴定的相关规定不符，也必将增加当事人诉累，故宁夏金某公司关于一审法院未释明是否鉴定故程序违法的申请再审理由不能成立。”    通过该案例，甲方应当知晓，若甲方未主动申请工期鉴定，且甲方提交的材料并未充分证明工期延误责任归属的情况下，往往会得到驳回诉求的结果。对此，甲方的应对措施应当是：1.主动提起工期鉴定；2.若审判方不同意工期鉴定申请，则甲方应当围绕乙方是工期延误的过错方，以及针对鉴定必要性进行说明和论证。若前文所述，工期索赔的举证难度较高，若甲方主动放弃申请工期鉴定的该种方式来补强证据，寄希望于法院释明是否进行工期鉴定，很可能会得到不利于自身的结果。因此，甲方应当做好两手准备，一是加强施工过程中的合规管理；二是一旦进入司法程序，应当想办法补强自身证据，而不是寄希望于审判方的主动释明。

根据目前的司法实践，如果双方提交的证据足以证明工期延误的原因和结果，则审判方有较大可能认为无需进行工期鉴定，但在无需进行工期鉴定的案件中，若是事实相对简单，能够依据证据查清的工期逾期天数和责任归属乙方的情况下，对于甲方而言是相对有利的，但是若项目未完工，工期延误存在多因一果导致责任难以认定是乙方责任的情况下，则未进行工期鉴定将削弱甲方的举证能力，对甲方不利，举例而言：

1.设计变更、工程洽商及竣工验收文件足以证明工期顺延和履约结果的，不再进行工期鉴定

在(2025)浙0226民初1840号案件中，法院认为：“宁波某有限公司主张上海某有限公司施工存在工期逾期达324天，据此要求上海某有限公司承担工期逾期的违约责任。上海某有限公司则认为其施工工期不存在逾期情形，案涉工程因设计变更、工程量增加、其他施工单位施工进度迟延等导致其工期顺延，且上海某有限公司施工工期经确认符合合同要求，宁波某有限公司主张工期延误缺乏事实依据。对此，本院认为，根据相关案件查明的事实，上海某有限公司在施工过程中，确实存在设计变更、工程洽商等情形，工期理应相应顺延。同时，根据宁波某有限公司、上海某有限公司及监理单位三方确认的《工程竣工验收单》所载，宁波某有限公司已确认工期符合合同要求。现宁波某有限公司主张上海某有限公司工期逾期违约，明显缺乏事实依据，且有违诚信，故本院对其工期逾期的鉴定申请不予准许，对其要求上海某有限公司承担工期逾期违约金的主张不予支持。”

2.合同明确约定整体工期及逾期违约金标准的，应按整体工程工期认定和计算 

在(2012)杭萧民初字第4282号案件中，法院认为：“关于双方争议的涉案工程工期逾期违约金是按整体工程工期计算还是按单体工程工期计算的问题。本院认为，第一，双方在协议书中对工程概况、工程的承包范围以及合同工期为总日历天数180天进行了明确约定。第二，合同通用条款和专用条款对工期逾期的违约责任进行了明确约定。其中通用条款14.2款中约定“因承包人原因不能按照协议书约定的竣工日期或工程师同意顺延的工期竣工的，承包人承担违约责任”，该约定与协议书关于合同工期为总日历天数180天的约定前后衔接。第三，原告举证的招标文件不足以证明原告提出的以各个子单位工程分别计算逾期违约金的主张。在双方于合同专用条款中就工期逾期的违约责任作出明确约定后，招标文件亦不能作为认定工期逾期及违约赔偿的依据。综上，本院认为，原、被告双方关于工期逾期的违约责任约定系针对港升公司承包范围内的全部工程而非子单位工程，原告以各个子单位工程完工存在逾期为由分别主张逾期违约金无合同和法律依据。被告提出涉案工程工期应按照整体工程工期进行认定的抗辩意见，理由充分，本院予以采纳。”

3.合同无效，但是工程量显著增加等事实可直接判断顺延合理性的，无需工期鉴定

在2018)桂03民终2193号案件中，法院认为：“本院归纳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对工期延误是否应当进行司法鉴定......一、韦某与曾某1、曾某2双方签订的《工程劳务分包合同》无效。合同无效后，合同关系不再存在，合同条款对缔约当事人不再具有约束力。当事人不得基于合同而主张权利和承担义务。同样，合同中关于工期的约定也因合同的无效而丧失对当事人的约束力。工期延误、工期索赔是基于合同中工期约定而产生的，既然合同中关于工期的约定不再有约束力，则工期延误、工期索赔也就没有法律依据。二、《工程劳务分包合同》约定：桩基础工程量约为7000立方米，土层工价为每立方米238元，岩层工价为每立方米1100元，工程工期暂定为80天。上诉人曾某1、曾某2在提起反诉时主张韦某于2015年11月1日正式进场施工，被上诉人韦某于2016年5月22日浇灌完最后一根桩，工期为220天。经双方确认，韦某共完成土层方量11721.6立方米，完成岩层方量351立方米。原定的工期是暂定80天，说明工期是不固定的，后来工程量增加了将近一倍，中间还有春节民工休假。施工时，韦某是以包工包机械的方式承包，曾某1、曾某2负责造浆材料、泥浆及土方外运，曾某1、曾某2与韦某在施工时必须相互配合。2015年11月1日至2016年5月22日施工期间，曾某1、曾某2没有向韦某发过要韦某抓紧施工的函。在工程结算和签订《补充协议》时也未提出工期延误期间的损失。因此，工期顺延合情合理。三、一审判决曾某1、曾某2向韦某支付拖欠的工程款1054958.752元，没有支持逾期付款违约金，也没有考虑支付拖欠工程款1054958.752元的利息，同时对上诉人工期延误期间的损失不予支持，体现了公平合理。综上所述，上诉人曾某1、曾某2申请对工期延误进行司法鉴定，主张被上诉人韦某赔偿上诉人工期延误期间的损失1101100元，本院不予支持。”

因此，站在甲方的立场上，若审判方不同意进行工期鉴定，甲方就必须考虑双方提交的证据是否足以证实是乙方导致的工期逾期，工期延误的时间是多长，造成的损失是多大，若是甲方认为自身的证据尚不足以充分证明上述内容，则应当尽量通过申请工期鉴定来补强己方证据，否则可能会导致己方该项诉求无法的得到审判方的支持。

1.存在工程量或工程内容增加且当事人无法就增加工期达成一致的，可以启动工期鉴定

在(2021)鲁09民终4183号案件中，法院认为：“因案涉工程在施工过程中存在工程量增加和工程内容增加的情形，必然导致工期增加，因双方当事人不能对此达成一致意见，一审法院在诉讼中委托鉴定机构对工期进行鉴定并无不当。”

2.专业性较强的特定施工节点完成时间及是否逾期，如底板完成工期和正负零完成工期等可由专业鉴定加以判断

在（2024）皖0705民初2104号案件中，法院认为：“首先，案涉工程的实际开工日期应当根据开工报审表及开工报告所载明的时间为准，案涉工程实际开工日期应为2019年11月21日，结合案涉工程的竣工验收备案日期以及疫情防控等相关事实，本案现有证据不能证明被告施工存在逾期竣工事实；其次，原告在案件审理过程中申请对案涉构工程底板完成工期以及正负零完成工期的司法鉴定后，又撤回了司法鉴定申请，因该部分施工节点是否逾期需有专业鉴定加以判断，故本案现有证据不足以认定被告存在相关施工节点与约定不符且超期的事实。”

因此，若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审判方认为本案无需进行工期鉴定，则甲方必须分析审判方认为无需鉴定的原因，通过分析该原因来预判是否对己方有利，若甲方本身证据不是很充分的情况下，就应当尽可能争取进行工期鉴定来补强己方证据，若审判方既不同意进行工期鉴定，甲方本身证据又不够充分的情况下，甲方不应当抱有侥幸心理，因为该种情况下审判方驳回甲方该项诉求的概率较高。

二、若案件进入工期鉴定，甲方应当准备哪些鉴定材料

以终为始，甲方在项目管理过程中就应当了解工期鉴定应当准备的材料有哪些，以此加强项目管理。且从实践看，甲方加强该项资料管理的行为本身就会减少双方发生工期争议的概率。具体而言，甲方可以提供的工期鉴定材料应当包括：

工期鉴定中，双方均会提交对己方有利的鉴定材料，对于甲方而言，若工程是已完工程，则工程延误的事实可以通过合同约定的工期进行证明，但若工程未完工，则甲方需要通过施工日志、监理记录、会议纪要及现场施工资料等材料来寻找出工期延误的事实和原因。同样的，乙方也会在这些材料中找出有利于己方的证据，因此，甲方在项目管理过程中，就应当按照前文所述，按照方便审判方和鉴定方的标准来进行项目资料管理，即以甲方双方确认的形式来将施工过程中的每项工序延误的相关事实进行固定。

在(2012)焦民一终字第129号案件中，法院认为：“鉴定机构的鉴定结论为‘焦作市三维商业广场桩基工程施工工期应展延36天，即合同工期顺延至6月15日’。通过分析，鉴定结论与委托鉴定事项实质上并不矛盾。第一，司法鉴定意见书附件中载明的展期事由，均为客观上已经实际发生的事件，这在本次工期鉴定的施工技术资料中均有显示。其中，焦作三维房产公司提出事件一（即4月16日施工用水未接通事件）仅为河南岩土公司在桩基结算有关事宜专题会议上的发言摘要，并非会议确认事实，但结合施工日记中的相关记载，上述事件应为客观上已实际发生的事实。第二，上述司法鉴定意见书中分析确认的展期事由，均符合双方签订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中关于工期顺延的相关约定。第三，鉴定意见认为本案桩基工程应展延36天，即合同工期顺延至6月15日，是从双方合同约定的竣工日期即2003年5月10日开始计算，其中并不包括合同约定的不属违约的5天顺延期间，这也就是说，如果加上合同约定的不属违约的可顺延天数5天，本案桩基工程在2003年6月20日前完工即不属违约。”

在(2024)渝民申1466号中，法院认为：“本案中，鉴定机构所作的鉴定并非工程造价鉴定，而是工期延误原因及延误天数鉴定，本案鉴定活动不适用《建设工程造价鉴定规范》。同时，本案现场勘验记录并非是《鉴定意见书》作出的依据，《鉴定意见书》是根据双方当事人的来往函件、图纸、资料等作出.......《鉴定意见书》对案涉工程工期延误原因作出如下鉴定意见：（1）场地移交滞后；（2）未按合同约定时间（开工前7日提供全套图纸）及时提供施工图纸，且部分单位工程存在反复变更图纸的情况；（3）建设单位未及时与自来水、天然气、供电单位签订施工合同并组织进场实施；（4）未按合同约定足额支付工程进度款。本案中，根据上述施工合同的约定，《鉴定意见书》上载明的工期延误原因并非重庆某工程技术公司一方导致。除《鉴定意见书》外，重庆某工程技术公司与重庆某房地产公司签订的补充协议、来往函件等证据也能证明案涉工程工期延误原因非重庆某工程技术公司一方导致。重庆某房地产公司主张案涉工程工期延误责任应由重庆某工程技术公司承担，除提交了案涉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外，未举示其他证据予以证明，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

在(2011)漳民终字第169号案件中，法院认为：“在32.4条款中约定，工程竣工验收通过，承包人送交竣工验收报告的日期为实际竣工日期。工程按发包人要求修改后通过竣工验收的，实际竣工日期为承包人修改后提请发包人验收的日期。根据以上合同约定可以认定，一般情况下，对工程竣工日期的确定有两种可能：其一、如果验收通过，则是施工人提交竣工验收报告的日期，此种情况下，验收仅为对承包人符合要求之工作成果的认可，时间当然要追溯到承包人提交竣工验收报告之日；其二、如验收未通过，有必要进行整改，此种情况下属于对承包人此前存在瑕疵工作成果之否认，竣工日期当为修改后再次提请的日期。因此，竣工日期为承包人完成承包范围内工程的日期，包括整改。由于本案中没有证据证明七建公司向思特公司提交了竣工验收报告，更无法证明何时提交，因此，只能以实际验收通过的日期作为竣工日期。”

三、工期鉴定的核心：主要确定实际工期，并逐项审查顺延事由的真实性、合同依据及实际影响

在工期争议中，法院通常以开工通知或开工报告确定开工日期，以竣工验收日期确定竣工日期，再对法定或约定的停工、顺延期间逐项核减。

    在(2021)鲁09民终4183号案件中，法院认为：“关于案涉工程的开工时间，虽然双方在签订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中约定计划开工日期为2016年8月30日，但合同中亦约定“具体开工日期以甲方开工令为准”，而根据一、二审查明的事实可以确认：项目管理公司签发开工令时，尚未办理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宇兴建设公司进入施工现场后只是为施工做准备工作，当时工地现场原有围墙未拆除，被上诉人提交的《桩基工程开工报告》和经施工单位、监理单位、审计单位、上诉人签章的36#、37#楼《施工进度》对此能够予以印证。2016年11月泰安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又下发了停止违法行为通知书，可以认定宇兴建设公司进场时不具备施工条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一）》第八条规定：“当事人对建设工程开工日期有争议的，人民法院应当分别按照以下情形予以认定：（一）开工日期为发包人或者监理人发出的开工通知载明的开工日期；开工通知发出后，尚不具备开工条件的，以开工条件具备的时间为开工日期……”。一审法院据此以项目管理有限公司出具的桩基工程开工报告认定案涉工程开工日期为2017年2月18日正确，本院予以确认。”

    “关于案涉工程竣工日期，本院认为，根据建设单位、监理单位、施工单位、设计单位、勘察单位共同出具的《建设工程质量监督（巡）检查记录》记载：涉案工程于2019年1月14日竣工，只是存在个别问题需要处理，对此进行整改后，于2019年1月21日竣工完毕。同时，双方合同通用条款第13.2.3工程竣工验收合格的以承包人提交竣工验收申请报告之日为竣工日期，本案中被上诉人是在2019年1月11日提交竣工验收报告，上诉人组织竣工验收时间是2019年1月14日，案涉工程现场公示的工程标志牌明确记载竣工验收时间为2019年1月21日，能够相互印证，结合上述事实，应确认案涉工程竣工日期为2019年1月14日。”

    “本院认为，根据被上诉人一审提交的泰安市重污染天气应急工作小组发布的重污染天气二级响应公告，以及泰安市人民政府《泰安市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重污染天气二级的应急响应措施包括“停止所有建筑、道路、拆迁工地作业”，建筑工程必须停工，一审法院据此确认施工期间因天气原因停工17天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上诉人主张上述期间并未停工，未提供充分证据证实，本院不予采信。”

 在(2025)浙0226民初1840号案件中，法院认为：“宁波某有限公司主张上海某有限公司施工存在工期逾期达324天，据此要求上海某有限公司承担工期逾期的违约责任。上海某有限公司则认为其施工工期不存在逾期情形，案涉工程因设计变更、工程量增加、其他施工单位施工进度迟延等导致其工期顺延，且上海某有限公司施工工期经确认符合合同要求，宁波某有限公司主张工期延误缺乏事实依据。对此，本院认为，根据相关案件查明的事实，上海某有限公司在施工过程中，确实存在设计变更、工程洽商等情形，工期理应相应顺延。同时，根据宁波某有限公司、上海某有限公司及监理单位三方确认的《工程竣工验收单》所载，宁波某有限公司已确认工期符合合同要求。现宁波某有限公司主张上海某有限公司工期逾期违约，明显缺乏事实依据，且有违诚信，故本院对其工期逾期的鉴定申请不予准许，对其要求上海某有限公司承担工期逾期违约金的主张不予支持。”

一、工期少于定额工期，审判方一般怎么处理

在(2022)皖1323民初5790号案件中，法院认为：“合同约定的工期500天，被告应于2020年2月23日完工，实际完工日期为2020年12月，超出工期10个月。鉴于2019年至2021年间受疫情、环保等原因影响，原告自愿给被告扣除5个月，对此本院予以确认。被告辩称合同工期应按“按照国家工期定额确定施工工期”认定，但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其主张的实际工期时长，故对其该意见不予采纳。综上，案涉工程被告施工工期实际超出合同约定工期计5个月。”

在(2019)粤0306民初11401号案件中，法院认为：“《深圳市建设工程工期管理办法》第七条规定，“招标人应当在定额工期基础上结合自身需求，同时考虑必要的行政审批时间，科学确定招标工期。招标人确定的招标工期不宜低于定额工期的80%，低于定额工期80%的，建设单位应当组织专家论证，并采取相应的技术经济措施。招标人应当在招标文件中载明定额工期和招标工期。招标文件中不得设定以投标人压缩工期作为优先中标条件。”参照上述地方规范性文件有关“工期不宜低于定额工期80%”的规定，斟酌考虑英龙公司接受招标工期，依据公平原则和诚信原则，本院酌情认定以655天（819天×80%）作为核算本案工期的依据。”

二、若发生工期延误后，审判方如何确定损失

在(2018)渝0155民初6193号案件中，法院认为：“原告依据双方在2015年5月30日签订的《建筑工程施工合同》第三条约定每延误工期一天罚款10000.00元，由被告按延期天数累计赔偿给原告。被告认为约定过高，请求人民法院以原告的实际损失为限进行调整，符合相关法律规定，因原告未举示充分证据证明自己的实际损失究竟为多大。本院结合原、被告履行合同的有关情况、被告的违约程度将违约金依法进行调整，酌定为500000.00元。”

在(2024)粤19民终845号案件中，法院认为：“但根据审理查明的事实，某甲公司在施工过程中确实存在未能按照合同约定的工期完成工程的情形，而某乙公司作为发包人，因某甲公司的延误工期行为遭受了实际损失，在合同无效情况下，其仍然有权要求某甲公司承担赔偿损失的责任。虽然某乙公司提出的损失大小无法确定，但鉴于建设工程行业的特殊性以及本案的具体情况，某乙公司提出的损失计算方式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和可操作性。一审法院在综合考虑双方的权利义务、过错情况、损失实际等因素的基础上，支持某乙公司的诉讼请求，判决某甲公司赔偿某乙公司因延误工期遭受的损失，酌定参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同期限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的四倍计算，以合同约定的总价款5649962元为基数，从2020年12月8日起计至2021年11月25日，符合本案的实际情况，无明显不当。某甲公司关于无须承担赔偿责任的主张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1.发包人迟延付款、承包人施工迟延共同造成延误的，按双方责任比例分担损失

在(2025)桂09民终1578号案件中，法院认为：“关于工期延误损失责任如何承担问题。根据某甲公司的工作人员陈某与某乙公司的授权人宾某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某甲公司多次催促某乙公司加派人手、推进工作进度，而某乙公司亦多次催促某甲公司支付工人工资。由此可见，某甲公司、某乙公司均对工期延误均有责任，但因双方均未能举证证明因对方导致工期延误的责任程度。本院根据公平原则及诚实信用原则，结合案涉合同的履行程度、工程完成进度、各方违约情形、过错程度等方面综合考虑，酌定某甲公司、某乙公司对工期延误各承担50%责任。”

2.发包人存在选任不当等过错的，合同无效后的延误损失亦应适用过失相抵

在(2025)鲁0126民初7369号案件中，法院认为：“关于双方过错，某乙公司无资质承揽工程并转包他人，对合同无效和工期延误负有主要过错。某甲公司作为建设单位，在签订合同时未审查承包人的施工资质，选任不当，对合同无效及后续工期延误亦有一定过错。根据过失相抵原则，某甲公司对其自身过错造成的损失部分，应自行承担。”

3. 延误由多项原因共同造成且第三方扣款未经承包人认可的，应审查承包人实际过错大小酌定损失

在(2024)鄂10民终2760号案件中，法院认为：“某甲公司主张讯某戊公司扣除的工期延误损失19777元应全部由某乙公司承担。本院认为，根据某乙公司提交的法定代表人隗某林与某甲公司法定代表人陈某亚、讯某戊公司负责人汪某江的微信聊天记录，案涉工程延期交付有多方面的原因，包括某乙公司自身因素、讯某戊公司要求停工检查、天气因素、工程量变更等原因。工程款扣减延期损失19777元系某甲公司与讯某戊公司在结算中协商确定，某乙公司对此不予认可，且《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对工期延误的违约责任未作出明确约定。一审考虑某乙公司在延误工期中的过错大小，酌定其承担3000元损失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

在(2025)鲁0126民初7369号案件中，法院认为：“关于计算期间，案涉合同约定竣工日为2023年6月30日，工期延误自2023年7月1日起算。2024年7月5日，三方签订《施工主体变更协议书》，将案涉工程交由某丙公司施工，某乙公司至此已实际退出案涉工程。此后工期是否延误、因何原因延误，已非某乙公司所能控制。某甲公司主张2024年7月5日之后的延误期间由某乙公司承担责任，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