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工协作型电信网络诈骗中从犯地位的实质认定与规制

—邓某某电信网络诈骗案典型案例

刘虎  刘文娟

案情简介

（一）基本事实

2022 年，被告人邓某某通过网络结识“萌面大叔”（未到案），双方合谋实施针对未成年人的电信网络诈骗。具体分工为： “萌面大叔”冒充警察、明星律师、游戏公司工作人员等身份，通过 QQ 添加未成年被害人好友，诱骗其使用家长手机下载“云闪付”APP 并绑定家长银行账户；叶某某（另案处理）招揽邓某某、邓某（另案处理）等人，利用他人京东、荣耀商城账号下单购买手机，选择云闪付支付方式； “萌面大叔”骗取被害人家长手机验证码后提供给邓某某，由其完成手机订单支付。手机到货后，邓某某联系徐某、刘某某等线下销赃渠道转卖，并通过虚拟货币与“萌面大叔”分赃。

2022 年 12 月 6 日，邓某某在深圳市龙岗区维也纳酒店被抓获，现场查获手机 4部及港币若干；同案人邓某、叶某某亦被抓获。2022 年 12 月 8 日，民警在华强北远望数码城刘某某店铺内扣押涉案手机 63 部。经查，邓某某关联作案账号下单和缴获实物的订单总金额为 2149079.95 元，已核实被害人金额合计 683349.95 元，案发后已追回金额 108171 元。

（二）争议焦点

1. 邓某某行为定性：诈骗罪还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

2. 邓某某在共同犯罪中的地位：主犯还是从犯；

3. 涉案金额的认定：以作案账号下单总金额还是以已核实被害人金额为准；

4. 检察院建议的有期徒刑十二年刑期是否适当。代理意见

辩护团队接受委托后，针对检察院指控的“诈骗罪主犯”及建议的有期徒刑十二年刑期，制定“定性解构－从犯夯实－量刑抗辩”三阶辩护策略，通过深度证据挖掘与精准法庭说理，推动法院实质采纳核心意见，最终实现刑期大幅降低。具体辩护过程如下：

（一）定性之辩：以“行为阶段”与“主观认知”为核心，解构“主犯式诈骗”指控

针对检察院“邓某某全程参与诈骗核心环节”的指控，辩护团队首先调取未被控方充分质证的“纸飞机”聊天记录及同案人邓某、叶某某的补充笔录，还原邓某某的行为轨迹与主观认知变化：

1. 介入时间晚于核心欺骗行为： “萌面大叔”先通过 QQ 完成对被害人的“冒充身份－诱骗下载云闪付-绑定银行卡”等核心欺骗，待获取被害人家长验证码后，才将“下单指令”发送给邓某某——聊天记录中“萌面大叔”多次提及“验证码已拿到，赶紧用云闪付下单”，证明邓某某未参与“骗”的环节，仅参与“转”的收尾步骤；

2. 主观认知存在“不知情→明知”的渐变：初期邓某某询问“这单是游戏返利吗？”, “萌面大叔”回复“别问，钱到账分你 15%”，直至 2022 年 11 月 28 日， “萌面大叔”发送“被害人家长到派出所报案”的截图，邓某某才明确知晓上游系诈骗，此节有聊 天记录中“这会不会出大事？”“你只管下单，出事我扛”的对话为证；

3. 行为未触及诈骗核心客体：邓某某从未直接接触被害人，未实施“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欺骗行为，其下单操作仅系利用被害人已被骗的结果完成资金转移，本质是“诈骗既遂的辅助环节”。

法庭上，辩护团队结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诈骗罪需以‘直 接实施欺骗行为’为核心”的规定，指出：邓某某的行为虽与诈骗有关，但未参与“骗”的核心，仅参与“转”的后续，不应认定为“诈骗罪主犯”——此意见虽未改变“诈骗罪”定性，但为后续“从犯”认定奠定基础。

（二）从犯之辩：以“角色分工”与“利益分配”为抓手，夯实“次要辅助作用”

针对“主犯”指控，辩护团队重点挖掘三类证据，构建“从犯”的完整证据链：

1. 角色定位：执行层而非决策层：同案人邓某笔录称“邓某某叫我们来下单，但他说‘上面还有老板（萌面大叔）’, 我们的工资都是老板打过来的”；叶某某亦证实“邓某某只负责传达老板的下单指令，我们根本见不到老板”——证明邓某某未主导犯罪组织，仅系“中间执行者”；

2. 利益分配：次要受益者：调取邓某某的虚拟货币钱包流水显示，其从“萌面大叔”处获得的分成仅占诈骗总额的 15%（“萌面大叔”占 60%，其余由销赃渠道分配），

远低于主犯的利益比例；

3. 行为支配：被动执行而非主动策划： “纸飞机”聊天记录中， “萌面大叔”多次指令“今天必须下 10 单”“验证码发过来”，邓某某未提出任何反对，仅回复“好的，马上做”——证明其无“犯意主导权”。结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十七条“从犯是起次要或者辅助作用的”规定，辩护团队在法庭上明确：邓某某既非犯意提起者（犯意由“萌面大叔”提出），也非核心行为实施者（未接触被害人），仅负责“下单”“销赃”等执行性工作，属于“共同犯罪中的次要角色”。

（三）量刑之辩：以“涉案金额”“主动退赔”与“悔罪表现”为突破，反驳“十二年重刑”建议

针对检察院“未区分从轻情节”的十二年量刑建议，辩护团队主动拓展证据边界，收集关键量刑证据：

1. 涉案金额的认定：公诉机关以作案账号下单总金额 2149079.95 元作为定罪量刑依据，但辩护人通过比对京东、荣耀公司交易记录与被害人陈述，发现部分订单无对应的被害人报案记录及资金损失凭证。同时，京东工作人员赵某某的证言证实，涉案账号存在多人交叉登录情况，后台数据无法确定实际下单人，因此该总金额不能直接等同于邓某某的诈骗金额。辩护人提出应按已核实的被害人损失 683349.95 元，案发后已追回金额 108171 元，最终应以 575178.95 元认定涉案金额，更符合证据裁判原则。

2. 主动退赔的实质行动：联系被害人及销赃渠道刘某某，获取邓某某家属向 3 名被害人赔偿的银行转账记录及被害人出具的《谅解书》； 同时，侦查机关《扣押笔录》显示，邓某某到案后主动带领民警前往刘某某店铺扣押涉案手机 63 部，直接减少被害人损失；

3. 明确的悔罪表现：邓某某到案后如实供述全部犯罪事实，并主动提供“萌面大叔”的“纸飞机”账号、销赃人徐某的联系方式， 协助侦查机关锁定上游犯罪—此节有《到 案经过》《讯问笔录》为证；

4. 法律适用的精准反驳：结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常见犯罪的量刑指导意见（试行）》第十九条“退赃退赔可减少基准刑 30% 以下”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十七条“从犯应当减轻处罚”的规定，辩护团队指出：检察院未区分“从犯”“部分退赔”“悔罪”等情节，直接建议十二年刑期，违反“罪刑相适应”原则。

法庭辩论中，辩护团队强调：“邓某某的行为虽构成诈骗，但未直接伤害被害人，且主动减少损失，其社会危害性远低于‘萌面大叔’等主犯，十二年刑期明显过重。”

案例结果

法院经审理认为：

1. 定性：邓某某与“萌面大叔”合谋分工，积极参与下单、销赃、分赃全流程，实质参与诈骗犯罪，构成诈骗罪（《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

2. 从犯认定：采纳辩护意见，认为邓某某非犯罪核心成员，虽招揽他人参与下单，但未主导犯意提起及关键欺骗行为，仅起次要作用，认定为从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十七条）；

3. 量刑：综合采纳辩护团队关于从犯、初犯、涉案金额以已核实被害人金额为准、部分退赔（家属赔偿及主动带领扣押涉案手机）、悔罪表现等意见，认为检察院建议的有期徒刑十二年未充分考量上述从轻、减轻情节，故对邓某某减轻处罚，判处有期徒刑七年，并处罚金五万元；责令退赔被害人 575178.95 元；没收作案工具手机，扣押款项按比例发还被害人。

案例评析

（一）重点难点分析

1. 新型电信网络诈骗的从犯认定：本案中，辩护团队通过“聊天记录 + 同案人供 述 + 资金流水”的组合证据，证明邓某某“未主导犯意、未实施核心欺骗、利益分配少”，推动法院突破“参与全链条即为主犯”的传统认知，明确“分工协作型诈骗”中“从犯”的认定标准—以“环节重要性”“犯意主导权”“利益比例”为核心，而非仅以“是 否参与全流程”为依据。

2. 量刑情节的实质审查：辩护团队挖掘的“涉案金额”“家属赔偿”“主动带领扣押”等重要证据，被法院认定为“以已核实被害人金额为准”“积极退赔与悔罪表现”，直接成为刑期从十二年降至七年的关键。此认定明确：量刑需“重证据、轻推定”，证据只要查证属实，应作为从轻依据。

3. 检察院量刑建议的合理性审查：法院针对检察院建议的十二年刑期，结合辩护意见指出“未充分考量从犯、退赔等情节”，体现“量刑建议需以证据为基础”的司法导向—辩护的实质作用，在于推动法院对量刑建议进行实质性审查，而非形式采纳。

（二）典型意义

1. 全链条打击与区别对待的平衡：本案既坚持对“骗－转－销”全链条的打击（认定诈骗罪），又通过辩护实现“主犯重判、从犯轻判”的区别对待，避免“一刀切”量刑，体现了刑法的“谦抑性”。

2. 辩护对量刑的实质影响：辩护团队通过“证据挖掘 + 法律说理”，将检察院建议的十二年刑期降至七年，证明刑事辩护并非“形式抗辩”，而是通过还原事实、夯实证据，直接影响裁判结果。

结语和建议

（一）司法实践完善建议

1. 强化辩方证据的审查：对辩方收集的“退赔凭证”“悔罪表现”等证据，应纳入庭审质证范围，避免“重控方证据、轻辩方证据”的倾向；

2. 完善量刑建议的提出：检察机关提出量刑建议时，需充分考量“从犯”“退赔”等从轻情节，避免“只看罪名、不看情节”的机械量刑。

（二）刑事辩护实务启示

1. 证据挖掘需“主动”：本案中， “涉案金额的认定”“家属赔偿凭证”“主动带领扣押的笔录”均系辩护团队主动收集，认真分析，而非单纯依赖控方证据—辩方的“主动取证”，是实现有效辩护的关键；2.从犯抗辩需“精准”：从犯的认定，需结合“角色、利益、行为”三类证据形成闭环，而非仅主张“作用小”—本案中“同案人供述 + 资金流水 + 聊天记录”的组合，直接夯实从犯地位；

3. 量刑抗辩需“讲细节”：针对重刑建议，需将“犯罪金额、退赔金额、悔罪行为”等细节量化，而非泛泛主张“从轻”—本案中“犯罪金额 + 家属赔偿 + 主动带领扣 押 63 部手机”的具体事实，让法院直观感受到“社会危害性的降低”。

本案作为“辩护推动量刑大幅降低”的典型案例，既彰显了司法实践中“区别对待”原则的坚守，也为刑事辩护领域提炼出“证据挖掘－从犯论证－量刑抗辩”的清晰路径—有效辩护的核心，正在于以证据还原案件真相，以事实锚定法律适用，最终实 现“罪刑相适应”的司法目标。案件办结后，邓某某家属专程向刘虎律师团队赠予锦 旗，题词“绝境逢生赖君力，柳暗花明感深恩；刑辩利剑斩荆棘，明镜高悬照清白”，

字字饱含对律师专业能力的认可与诚挚谢意。这份认可不仅是当事人对办案结果的高度满意，更印证了刑事辩护律师在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促进司法公正中所承载的重要社会价值。

案件索引

深圳市龙华区人民法院（2023）粤 0309 刑初 1094 号刑事判决书（2024 年 2 月 22  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