婴儿宋某某在出生过程中因难产致脑部缺氧，经鉴定构成中度精神发育迟缓（五级伤残）、癫痫（六级伤残）。原审虽认定医院诊疗存在明显过错，却酌定过错参与度为80%，且以未提供正规发票为由不支持院外康复费用，仅判赔83万余元。经河南省人民检察院调查核实、组织专家论证与听证后提出抗诉，2026年1月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再审改判：医院承担全部赔偿责任，酌情支持院外康复费用10万元，合计赔偿112万余元。

笔者认为本案三项监督做法值得推广：

一是依法调查核实案件事实：调取患儿基因检测、母亲围产保健及同期同类产妇病历，查明患方已尽合理注意义务，否定了“参与度打折”的惯性裁判；二是主动作为查明当事人客观困境：联动残联走访民营康复机构，了解公立医院康复资源紧张，患儿确在民营康复机构进行训练，相关费用属必要、合理支出的实际情况。三是组长专家论证补强“鉴定意见”的漏洞：检察机关组织召开专家咨询论证会及听证会，专家一致认为医院应当承担全部责任，院外康复费用应酌情支持，以专业力量补强对专业争议事实的认定。

“以鉴代审”的实质，是法官把鉴定意见当作判决结论本身。鉴定人不出庭、书面鉴定“一锤定音”，法官缺乏对鉴定原理、检材取舍、参与度评定进行质疑和纠正的有效渠道，即便心存疑虑也无从着力，最终“鉴定怎么写、判决怎么下”。本案原审80%参与度的酌定即是典型——医院过错明显，为何打折？判决并未给出充分论证。

要求康复费用“必须有正规发票”，脱离了康复服务供给的现实：大量患儿在民营机构训练或由康复师私人接单，客观上难以取得发票。以单一票据形式要件否定实际发生的合理支出，等于让最需要康复的残疾儿童承担制度成本，显失公平。

其一，让鉴定意见回归“普通证据”定位，通过鉴定人出庭、专家辅助人、专家论证会、听证会等多渠道质证，判决必须回应鉴定异议并公开采信理由。实际上，根据《民事诉讼法》及相关的证据规则，双方当事人对鉴定意见提出质疑的，法院应当主动通知鉴定人出庭，并向有异议当事人发出缴费通知，才符合法律规定。但实务中，极少法院发现鉴定意见存在可质疑的地方，并未主动启动该法定程序，理清事实真相，最终判决出具后，医患双方不服上诉。

另外，专家论证会、听证会的形式，将来可能成为鉴定不能或者鉴定意见争议较大的医疗损害纠纷案件审理的突破口。特别是医疗资源丰富的地区的法院，完全有条件组织自己的专家库。如果没有条件的，是否可以通过借用上级法院专家库的形式来开展审判活动？也是值得探讨的路径之一。

其二，对参与度、因果关系等专业问题，法官应依法主动行使释明权与调查核实权。必要时启动鉴定人出庭、专家辅助人出庭、专家论证听证会等各种形式多维度、多角度的观点，综合判断案情。而非根据鉴定意见一家之言而进行判断。如发现鉴定意见明显依据不足的，可依照《民事证据规定》委托重新鉴定，而非被动接受既有结论。

其三，损失认定坚持“实际发生＋合理必要”的实质标准，比如康复训练记录、支付凭证、病历记录、残联评估意见等均可形成证据链，发票不应是唯一凭证。实务中康复费没有发票是很多医疗机构进行抗辩的理由，但结合实际情况，患方已经的确实际支出，且是合理的、符合客观实际的，笔者认为康复是有利于降低伤残级别的治疗，是双方减损的行为，没必要在此纠结。

其四，法院可借鉴本案检察机关“调查核实＋专业辅助＋多元联动”的工作经验，让专业问题接受专业检验。唯有如此，才能既不让患方因程序壁垒而失权，也不让医方为超出其过错的损失买单，真正实现医患双方合法权益的平等保护。

无独有偶，跟本案类似的情况就是：北京二中院通过所在辖区基层法院前期探索尝试“请医生帮忙看案件中的医疗行为”的经验基础上，经过近一年的充分调研论证，正式决定建立全国法院首个医疗纠纷专家库。

一方面，设定严格标准的专家选聘规则，1872名临床专家进入专家库。另一方面，对论证程序作出严密规定：办案法官提出需求后，由专门联络人根据案件所涉及的医学专业问题，从库中精准匹配专家；论证会上，专家独立发表意见，不得受任何一方干扰；论证意见形成书面记录后，作为法院认定专门性事实的重要参考——但最终的司法审查权，牢牢握在法官手中。

笔者认为，“调查核实＋多元联动＋专业辅助+司法审查”的多方面、多角度、多维度的裁判思路，法官主动走到卷宗前面来，主动查明案件事实，才能让医疗损害纠纷案件不拘泥于“司法鉴定”这种单一的制度设计和依靠“举证责任”来进行判案。让纠纷的化解更加科学、透明，每一个案件都能让双方当事人获得公平、公正的感受，获得较为满意的社会效果。让群众就医、医生行医更加有安全感和获得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