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业秘密保护的对象是符合秘密性、商业价值及相应保密措施要求的具体经营信息。客户名称、地址、联系方式以及交易习惯、意向、内容等均可能属于客户信息，但须结合信息内容分别判断其是否构成商业秘密。权利人应明确主张保护的信息，并证明该信息不为所属领域相关人员普遍知悉和容易获得，具有商业价值且采取了相应保密措施。

客户信息是否构成商业秘密、员工是否实施不正当获取或披露使用行为、客户是否基于个人信赖自愿选择交易，是相互关联的审查事项。客户交易转移不能直接推定员工侵权，客户主动联系员工也不足以单独证明个人信赖抗辩成立。

（一）客户关系本身不构成商业秘密

法释〔2020〕7号第一条将客户信息列为可能构成经营信息的类型，并将客户名称、地址、联系方式以及交易习惯、意向、内容等纳入客户信息范围。该规定第二条第一款同时明确，当事人仅以与特定客户保持长期稳定交易关系为由，主张该特定客户属于商业秘密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1]据此，权利人需要证明受到保护的是客户关系中具体、非公开且具有商业价值的信息。客户名单、公开联系方式与采购偏好、价格底线、特殊需求、交易安排等信息，应结合其具体内容和公开程度分别判断。

（二）个人信赖抗辩针对不正当手段获取

法释〔2020〕7号第二条第二款规定，客户基于对员工个人的信赖而与员工所在单位交易，员工离职后能够证明客户自愿选择与其本人或者新单位交易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员工没有采用不正当手段获取权利人的商业秘密。[1]从条文文义看，该款对不正当手段获取作出否定评价，适用范围应围绕客户自愿选择交易及员工获取客户信息的方式展开。

《反不正当竞争法》第十条分别规定了以不正当手段获取商业秘密后披露、使用，以及违反保密义务或者权利人有关保守商业秘密的要求披露、使用其所掌握商业秘密等行为。[2]因此，个人信赖抗辩可以影响对员工是否采用不正当手段获取客户信息的判断。若争议涉及员工违反保密义务披露、使用已经掌握的商业秘密，仍应审查信息属性、保密义务及实际使用行为，不能仅凭客户自愿交易免除相应责任。

（三）个人信赖抗辩与通用知识技能的使用应分别判断

《商业秘密保护规定》第十五条第三项明确，前员工利用工作中积累的通用知识、技能、行业经验，或者通过公开渠道可获取的行业信息开展工作，一般不属于侵犯商业秘密。[3]该项规则关注员工使用的信息是否属于商业秘密；法释〔2020〕7号第二条第二款则关注客户自愿选择交易时，员工是否采用不正当手段获取权利人的商业秘密。两项规则均为人才合理流动保留空间，但适用条件和审查对象不同。

（一）行业属性影响判断，但不构成适用门槛

上海知识产权法院发布的商业秘密典型案例指出，个人信赖抗辩常见于强调个人专业技能的行业；普通销售等行业也可能因销售人员的人格魅力、销售技巧或服务态度形成客户信赖，仍应结合证据审查。[4]行业属性可以作为判断客户信赖形成原因的因素，不能据此排除普通销售人员提出个人信赖抗辩的可能。

R公司案中，法院结合外贸行业对个人技能的依赖程度、客户由原单位交由员工维护、客户书面证言缺乏印证且证人未出庭等情况，未支持个人信赖抗辩。[4]该案表明，员工曾经负责维护客户，只能说明其与客户存在工作联系，尚不足以证明客户此前与原单位交易基于对该员工个人的信赖，更不足以单独证明客户离职后自愿选择与其交易。

（二）客户主动联系不能单独证明个人信赖

客户主动联系员工，能够说明交易由谁发起，却不能直接证明客户此前与原单位交易基于对员工个人的信赖。上海知识产权法院审理的化工品经销案例中，客户称经“业内朋友”介绍后主动联系新公司，但未能说明介绍人身份，相关负责人亦未出庭作证。法院认为，在缺乏其他证据印证的情况下，仅凭客户情况说明不足以证明主动交易抗辩成立。[5]

吉尔生化案的案例评析指出，判断客户是否基于个人信赖选择交易，应结合客户与员工的往来、产品特点等因素；对于员工能够提供却未提交的最初联系邮件，也可以结合举证情况评价抗辩是否可信。[6]北京猿力教育相关案件中，法院查明员工以报名优惠券等方式吸引学员转课。该案所涉事实说明，客户后续同意交易，仍需结合交易形成过程判断其选择是否出于自主意愿。

（三）客户来源和原单位资源应结合交易过程考察

客户由原单位开发、分配，或者员工依靠原单位展会、平台、渠道获得交易机会，均可能影响个人信赖的判断。客户最初来源于公司资源，并不当然排除客户后来对员工形成个人信赖；但员工需要说明客户选择其本人或新单位的具体原因，并说明新交易如何形成、是否使用原单位受保护的客户信息。

（四）多个客户应当分别审查

北京丰台法院审理的一起知识产权代理机构客户流失纠纷中，法院对原告主张的10家客户分别审查。公开报道显示，3家客户未能证明新公司实际提供代理业务，2家客户出具了基于员工信任而合作的说明，其余5家缺乏个人信赖方面的证据。报道未完整披露法院对前述说明的具体评价，本文不对该部分作进一步推断。[8]该案提示，多个客户涉及不同的信息内容、交易过程和证据状况，不能以部分客户的情况替代对其他客户的判断。

（一）权利人应明确商业秘密及被诉侵权行为

权利人不能仅以客户流失或交易转移主张侵权，应明确客户信息的具体内容，并就商业秘密构成及被诉侵权事实提供证据。《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三十九条规定了商业秘密民事案件中的举证责任安排：权利人提供初步证据，证明已对所主张的商业秘密采取保密措施且合理表明商业秘密被侵犯的，涉嫌侵权人应证明权利人主张的信息不属于法定商业秘密；权利人进一步提供法定情形之一的初步证据，涉嫌侵权人应证明其不存在侵犯商业秘密的行为。相关情形包括涉嫌侵权人具有获取渠道或机会且使用的信息与商业秘密实质相同、商业秘密已经被披露使用或者存在被披露使用的风险，以及其他能够表明商业秘密被侵犯的证据。[2]

员工曾经接触客户信息，只能证明其可能具有接触条件，不能单独得出举证责任已经转移或者侵权成立的结论。权利人仍应结合秘密点、保密措施、接触机会和被诉使用情况组织证据。

（二）员工应证明客户基于个人信赖自愿选择交易

法释〔2020〕7号第二条第二款使用“能够证明”的表述，员工应就客户基于个人信赖而自愿选择交易提供证据。北京知识产权法院《侵犯商业秘密民事案件当事人诉讼问题解答》列举的相关材料，包括行业对个人技能的依赖情况、客户声明或沟通记录，以及交易是否利用原单位的物质条件或交易平台等。[7]客户主动联系与客户基于个人信赖作出选择，属于不同的证明对象，证据应当能够反映客户信赖形成的原因及交易选择的过程。

（三）客户书面说明应当接受客观证据检验

客户书面说明具有一定证明价值，但法院仍会结合说明的形成过程、内容是否具体、客户与当事人有无利害关系、证人是否出庭以及其他证据综合判断。上海知识产权法院相关典型案例中，客户书面证言因证人未出庭且缺乏其他证据印证，未能单独支持个人信赖抗辩。[4][5]

员工一方可以保存最初联系邮件、聊天记录、报价磋商、客户开发及交易资料，以呈现客户从接触到选择交易的完整过程；必要时申请客户出庭作证。原单位则可以通过客户开发台账、客户分配记录、访问权限设置及下载日志，证明客户信息的形成、管理和员工接触情况。

个人信赖抗辩不能当然排除员工离职后披露、使用原单位商业秘密的责任。《反不正当竞争法》第十条将不正当手段获取后披露、使用，与违反保密义务或者权利人有关保密要求披露、使用所掌握的商业秘密分别规定；《商业秘密保护规定》第十条至第十二条也分别规范不正当获取、披露使用及违反保密义务的行为。[2][3]案件审理应查明信息取得方式、员工承担的保密义务、实际使用的信息内容，以及相关信息在被诉行为发生时是否仍符合商业秘密构成要件。

员工凭个人能力、行业经验及公开信息开发客户，通常属于正常职业活动。员工将原单位保密的客户交易习惯、价格底线或未公开采购计划带至新单位使用的，则应进一步审查其是否违反保密义务。客户愿意与员工交易，不能替代权利人处分商业秘密，也不会当然消灭员工依法或依约承担的保密义务。

新单位的责任需要独立判断。《商业秘密保护规定》第十四条规定，第三人明知或者应知员工、前员工等实施相关违法行为，仍获取、披露或者使用商业秘密的，可能构成侵权；判断明知或者应知，应综合考虑信息保密程度、获取渠道与方式、交易价格、双方关系及行业惯例等因素。[3]同辉华信案中，前员工未能就个人信赖抗辩完成举证，法院结合前员工披露客户信息、新单位使用相关名单等事实认定共同侵权。[9]

最高人民法院相关案件亦强调，审理商业秘密纠纷应兼顾经营秘密保护与劳动者自由择业、人才合理流动，并具体考察员工是否具有接触条件、使用行为是否具有不正当性；员工在正常工作中获得的信息，应结合具体情况判断其离职后使用是否违法。[11]因此，招聘离职员工本身不当然构成侵权；新单位明知或者应知员工携带、使用原单位商业秘密，仍予以获取、披露或使用的，可能承担相应责任。

客户自愿交易规则的适用，取决于客户选择的真实原因及员工获取信息的具体方式。员工能够证明客户基于对其个人的信赖而自愿选择交易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其没有采用不正当手段获取权利人的商业秘密；该认定仍须与商业秘密构成、违反保密义务披露使用以及新单位责任的审查相区分。

对企业而言，客户管理记录应能够反映客户由谁开发、由谁维护、交易信息如何形成，以及哪些信息被纳入保密管理。发生员工离职和客户转移时，企业应围绕具体信息和具体行为收集证据，避免仅以客户流失作为侵权判断依据。对员工而言，离职后继续服务原客户，应保留客户主动联系、选择服务主体及交易协商过程的客观记录，并将工作中积累的通用知识技能与原单位商业秘密区分。新单位在接收客户资料或安排离职员工承接业务前，也应核查资料来源及使用权限，避免明知或者应知相关信息属于他人商业秘密仍予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