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11月6日，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五次会议表决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反跨境腐败法》（以下简称《反跨境腐败法》），自公布之日起正式施行。作为我国首部以跨境腐败为专门调整对象的法律，该法的出台标志着跨境腐败治理步入体系化立法阶段。

伴随中国企业境外投资与国际工程承包规模的持续扩大，商业腐败风险日益潜伏于跨国经营链条之中：行贿行为往往发生在东道国，涉案资金经由第三国离岸账户流转，而关键人员与核心证据则散落于不同法域。在此之前，我国针对跨境腐败的规制条款散见于《刑法》《监察法》《国际刑事司法协助法》等单行法律，对于出海企业的日常预防义务、国内监管部门间的线索移送、域外证据的转化使用以及外国执法在华管辖边界，始终缺乏统一的制度安排。作为一个开放型经济大国，应当如何系统治理跨越国境的腐败——既严厉惩治本国企业和人员在境外的腐败行为，又前瞻性地规范本国企业的跨境合规经营，同时防止外国以反腐败为名对我国企业不当行使管辖——这正是《反跨境腐败法》所要回应的核心命题。

跨境腐败的双向界定与惩治预防反制的统合

从行为形态上看，《反跨境腐败法》所界定的跨境腐败覆盖“走出去”与“引进来”两个方向：一方面涵盖境内主体向外国公职人员、国际公共组织官员行贿，以及境内主体在境外实施的贪污贿赂、滥用职权、利益输送等职务违法犯罪；另一方面则指向境外主体向我国境内公职人员、国家机关、国有企业等行贿及相关联的受贿行为。在此基础上，境外主体在我国境内向外国公职人员行贿，全部或者部分行为在境外实施、全部或者部分结果发生在境内的同类行为，乃至腐败人员逃匿境外、跨境转移腐败资产，亦被悉数纳入跨境腐败的法定范畴。相较于美国《反海外腐败法》（FCPA）仅单向规制向外国官员行贿的供给端，我国立法将输出型行贿与输入型行贿统合于同一概念之下，使行贿与受贿两端均受到法律规制。

与行为界定相呼应，该法在管辖连接点的设置上亦展现出不同于美国法的制度逻辑。美国《反海外腐败法》的反贿赂条款不仅适用于美国证券发行人、美国国内主体，还及于在美国境内实施促进行贿行为的任何其他主体；在美方执法实践中，使用美元清算、借助美国服务器或电子邮箱，均曾被用以论证案件与美国存在管辖连接，而1998年修法增设的替代管辖规则，更使发行人和美国国内主体在境外实施的行为即便未借助美国邮政或州际商业工具，亦同样受其规制。反观我国《反跨境腐败法》，立法者通过界定腐败行为本身来划定法律适用范围，将管辖连接点明确锚定于行为主体的国籍、行为地与结果地，依然以《刑法》确立的属人管辖和属地管辖为基石，并在国际合作中坚持平等互惠原则。这一立法取向，与2026年4月施行的《反外国不当域外管辖条例》对“与中国存在适当联系的行为”实施域外管辖的立场一脉相承。对于同时受中国法、东道国法律及美国《反海外腐败法》约束的跨国经营企业而言，实务中需分别甄别各法域的管辖连接点与责任构成要件，无论是以“行为发生在境外”抑或“遵循当地商业惯例”为由，均已无法作为排除法律风险的抗辩事由。

在责任配置上，该法虽不直接创设新的刑事罪名，却通过引致规范将刑事追诉（依《刑法》定罪处罚）、行政处罚（由主管部门依行政管理秩序作出）、处分（由监察机关或任免机关对公职人员作出）、民事赔偿与信用记录整合为一个有机衔接的责任体系。为了使上述分散的法律责任真正落地，立法建立起一套跨部门协同的治理机制：由国家监察委员会牵头，联合外交、公安、司法行政、商务、反洗钱、审计、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金融监督管理等部门组建国家反跨境腐败工作机制；在日常监管端，反洗钱行政主管部门负责监测跨境异常资金，审计、财政、税务、金融监管等部门一旦发现涉嫌跨境腐败的线索即移送监察机关或公安机关，且有关机关还将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手段对各类监督信息进行穿透整合；而在案件查办与追逃追赃端，办案机关不仅可依法请求境外机构提供查询金融账户、调取文件与电子数据、搜查、查封扣押冻结等司法协助，还可通过引渡、遣返、境外追诉开展境外追逃，并借助违法所得没收、责令退赔、接收主动上交以及资产返还与分享机制推进跨境追赃。随着经由司法协助等法定渠道获取的域外证据经审查符合法定要求后可以作为证据使用，企图通过将证据、资金和涉案人员转移至第三国来隔断国内追诉的空间已被大幅压缩。

由此，惩治、预防与反制三大功能在同一部法律中形成了制度合力：针对已然发生的腐败行为，由惩治功能予以严厉追责；针对日常跨境商业活动，依托企业的法定廉洁合规义务与行业主管部门的监管来实现预防功能；而当外国政府以反腐败为借口或不当域外适用其本国法律、对我国企业采取歧视性限制措施时，则启动反制功能，由我国有关部门依照《反外国制裁法》等法律法规采取反制与阻断措施。就出海企业的日常运营而言，预防与反制两项功能的影响无疑最为直接，它们共同划定了企业在业务拓展中必须履行的合规义务，以及在遭遇境外执法调查时的行为准则。

境外经营的中国法规范与英美法口径差异

将向外国公职人员行贿的行为予以犯罪化，源自《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对各缔约国的公约义务要求。早在2011年，我国即通过《刑法修正案（八）》增设“对外国公职人员、国际公共组织官员行贿罪”，并明确单位可成为该罪的犯罪主体。这一罪名在司法实践中已有现实判例：2023年10月24日，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宣判，某中央企业下属工程公司新加坡分公司的原总经理、原副总经理因在2017年至2019年间分三次向新加坡公职人员行贿共计22万新加坡元，双双被以对外国公职人员行贿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并处罚金十万元。尽管该案的行贿行为完全发生于新加坡境内，且涉案人员系驻外分公司负责人，但刑事追诉程序依然由我国司法机关在国内顺利完成。

如果说刑事立法解决的是事后追责依据，那么《反跨境腐败法》则在此基础上补齐了中国法对本国企业境外经营的事前与事中监管规范。按照该法规定，凡在境外设立分支机构、子公司或者开展投资活动的境内企业，均属于“从事跨境经营业务的企业”，须一体承担廉洁合规义务；即便是仅开展境外股权投资而未向当地派驻团队的企业，亦不能豁免。尤为关键的是，境外子公司的独立法人地位并不能成为阻却境内母公司管理责任的屏障——法律将境内企业的境外分支机构、子公司与境内企业并列为跨境腐败的行为主体，明确要求境内母公司督促境外分支机构和子公司遵守驻在国（地区）法律，强化对其的财务管控与内部审计，督促其落实第三方管理制度，并对驻外及当地员工开展廉洁合规培训。

过往中国出海企业在搭建反腐败合规体系时，往往主要参照东道国法律、美国《反海外腐败法》、英国《反贿赂法》以及世界银行等多边开发银行的诚信合规标准。随着中国专门立法的落地，企业亟需以中国法的监管口径重新审视既有制度，其中有三处核心差异将直接影响企业合规体系的调整方向。

首先需要对标调整的是“小额便利费”政策，中国法对此未设任何豁免例外。在跨国实务中，针对企业为加快清关进度、取得常规经营许可或通过现场检查而向外国基层官员支付的小额款项，美国《反海外腐败法》专门设有便利费例外条款，但我国《刑法》中的对外国公职人员行贿罪却并无此类豁免。按照现行刑事追诉标准，个人行贿数额在三万元以上、单位行贿数额在二十万元以上的，即应予立案追诉；即便支付数额尚未达到上述刑事立案门槛，该等给付行为依然构成《反跨境腐败法》所禁止的跨境腐败，依法面临行政处罚或处分。这就意味着，企业此前参照美国法起草、允许在特定情形下支付小额便利费的内部财务与合规制度，必须予以彻底修订。

其次在“外国公职人员”的界定上，企业须严格按照国际公约的广义口径进行识别。根据《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凡为外国公共机构或者公营企业行使公共职能的人员，均属于外国公职人员。循此口径，出海企业在东道国业务往来中接触的国家电力公司、国家石油公司、公立医院的采购人员，乃至主权财富基金的投资决策人员，均可能落入这一法定范围，企业必须在商业伙伴准入与客户立项阶段即对交易对象及其关键人员的公职背景开展穿透识别。

此外，合规体系在中西方不同法域下的法律定位亦存在显著分野：在英美法下它是抗辩事由或量刑裁量因素，而在中国法下则是独立的法定义务。具体而言，英国《反贿赂法》将企业已建立“适当程序”确立为商业组织未能预防贿赂罪的法定免责抗辩事由，美国司法部则将合规体系的有效性作为决定案件处理方式与罚金数额的核心考量因素；相比之下，《反跨境腐败法》所列明的从轻、减轻处罚情节，主要集中于自动投案并如实供述、积极配合调查、主动补救退赃以及检举揭发他人违法犯罪。因此，在中国法语境下，搭建并运行合规体系首先是企业履行行政法定义务的必然要求，而在刑事司法层面，完善的合规体系则主要用于在单位犯罪认定中帮助证明相关违规系员工个人行为、企业已尽到合理的管理与监督职责。

廉洁合规的法定义务化与运行审查

为了将预防功能落到实处，《反跨境腐败法》对跨境经营企业提出了一整套覆盖全流程的合规建设要求：从建立健全廉洁合规管理制度并将其贯穿于跨境经营的决策、执行与监督全过程，到定期开展廉洁风险识别评估、完善内部举报机制、确保会计资料真实完整，再到对聘用的第三方实施尽职调查与持续监管、对员工开展廉洁教育。在组织保障层面，境内企业须结合自身规模、业务范围与风险防控需要，合理设置专门的廉洁合规管理部门或人员，并可向境外机构派驻廉洁合规专员；针对国有企业，立法更进一步要求其对境外重点岗位、重大资金和重大项目强化防控，严格落实直派境外财务负责人、驻外人员定期轮岗轮换以及利益冲突回避等刚性举措。

区别于过往带有倡导性质的合规指引，上述法定义务直接配备了严厉的行政法律后果。企业若未履行廉洁合规义务，有关主管部门有权责令限期改正；拒不改正的，主管部门可进一步责令暂停相关业务、停业整顿或者吊销相关业务许可证。尤为值得警惕的是，该项行政责任以“不履行合规义务”本身为构成要件，并不以监管机关查实企业已发生某一笔具体贿赂为前提。对于周期长、资金密集的境外投资与工程项目而言，一旦被责令暂停相关业务，不仅将直接冲击商业合同的正常履行，更会波及跨境融资安排以及与东道国合作方的商业信任。当然，鉴于暂停相关业务、停业整顿和吊销相关业务许可证属于严厉的行政处罚，立法将其适用前提严格限定为“拒不改正”，且执法裁量须受行政处罚法“过罚相当”原则的约束；同时，条文规定的吊销对象仅限于“相关业务许可证”，企业的营业执照与法人主体资格并不在该条处罚范围之内。

在外部监管端，企业合规义务的履行将受到国家机制的常态化督促。按照职能分工，国家反跨境腐败工作机制负责督促有关主管部门健全廉洁合规管理体系、制定发布反跨境腐败指南；商务、国资监管、市场监管、金融监管等部门则会同监察机关与公安机关，对各自行业领域内的跨境腐败态势开展监测分析与风险预警，并对高风险易发行业强化重点监管；各行业协会、商会亦负有指导会员加强廉洁合规建设的职责。随着企业合规体系正式纳入行政监管视野，主管部门在执法检查时所审视的不再是一纸静态的制度文本，而是风险评估报告、举报受理与处理台账、第三方尽调档案、内部审计报告以及培训记录等能够证明制度实际运行的留痕材料。在评估合规人员配置是否合理时，监管机关同样秉持风险本位原则——一家营收规模不大、但在东道国承接政府工程或高度依赖代理商获取订单的企业，其所需配置的合规管控力量，可能远高于营收规模更大但仅从事标准化终端零售的企业。特别是在多部门监管数据实现互联互通之后，跨境资金流、发票流、合同流与货物流之间的异常错配将更易被大数据等手段识别，合规运行记录是否与真实业务实质相符，必将成为监管核查的重中之重。

而在企业内部治理细节上，内部举报机制与员工培训能否真正发挥实效，关键在于其能否穿透至境外业务一线。一方面，举报渠道的设置必须确保境外本地员工及第三方合作伙伴能够以其熟悉的语言顺畅使用，并切实兑现信息保密与禁止打击报复的承诺；另一方面，合规培训的内容设计需依岗位风险作差异化区分——管理层应侧重于治理责任与内部调查升级机制，采购与销售团队需聚焦于第三方管控及礼品招待边界，财务人员应重点防范异常付款审批与不当账务处理，而针对境外本地员工，则须以当地语言帮助其准确掌握日常审批流程与合规求助渠道。

在所有具体合规环节中，第三方商业伙伴的管控无疑是中、美、英三个法域共同的执法审查焦点。由于当地代理商、咨询顾问和分销商往往掌握着东道国的行政审批与公共采购渠道，将资金以服务费或佣金名义支付给第三方、再由其转付给握有决定权的官员，历来是跨境行贿最为隐蔽也最为高发的形态。对此，美国《反海外腐败法》对企业明知而经由第三方转付的贿赂严厉追责，英国《反贿赂法》则将代理商等代表企业提供服务的“关联人”所实施的行贿直接纳入企业未能预防贿赂罪。我国《反跨境腐败法》亦明确要求企业对第三方开展尽职调查与持续监管，督促代表企业行事的第三方遵守企业廉洁准则，严禁利用第三方实施跨境腐败。从归责逻辑来看，法律为企业设定的是明确的行为义务：当第三方实施行贿时，企业是否承担刑事责任，须依共同犯罪、单位犯罪的刑法规则予以认定；而企业事前及事中是否持续履行了尽职调查与监督义务，则是办案机关判断企业主观上是否知情、是否对腐败风险持放任态度的主要依据。在实务核查中，仅凭合同与发票形式齐全远不足以自证合规，企业必须能够证实相关服务是否真实发生、对价是否公允合理、收款账户是否与合同相对方一致——唯有将选任前的背景尽调，合同中的廉洁承诺、审计权、分包限制及违约退出条款，以及合作期间的交付核验紧密串联，方能构成企业已切实履行法定监督义务的完整证据链。

跨境腐败责任的民事延伸与信用约束

除了对企业主体的规制，跨境腐败的行政与公法追责严格贯彻“单位与个人双罚制”。企业因违法受到行政处罚的，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将被一并追究法律责任；若企业实施违法行为，负有责任的领导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中的公职人员，还将由监察机关或者任免机关依法给予处分。这意味着，驻外分支机构负责人与境内总部分管高管的个人职业风险，与企业法人的合规风险始终紧密捆绑。

更为深远的变化在于，该法明确规定“实施跨境腐败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民事责任”，从而将跨境腐败的追责维度从传统的公法制裁正式延伸至私法索赔。在跨境商业竞争中，腐败行为的受害者并不局限于国家公共利益——因竞争对手行贿而痛失中标机会的投标人，或者因内部员工与外部合作方勾结进行利益输送而遭受财产损失的企业，均可能据此提起民事索赔。当然，条文中的“依法”二字表明，受害人主张赔偿的请求权基础与责任构成要件，仍须回归《民法典》《反不正当竞争法》等民商事实体法予以确定。这一制度设计与国际反腐败立法趋势高度契合：《联合国反腐败公约》明确要求各缔约国对私营部门腐败规定有效、适度而且具有警戒性的民事、行政或者刑事处罚，而巴西第12846号法律（通称《清洁公司法》）亦同样对涉腐企业并行设置了行政责任与民事赔偿责任。因此，出海企业在评估一起潜在跨境腐败事件的风险敞口时，必须将竞争对手及交易相对方可能发起的民事诉讼一并纳入考量。

与此同时，受到处罚的企业、组织和个人还将依法记入信用记录，并可能依据相关法律法规面临业务准入或职业资格限制。由此可见，一旦触发跨境腐败法律责任，其连锁反应将波及业务许可存续、政府采购与招投标资格、境内外融资与上市合规、高管任职资格、商业合同索赔以及违法资产追缴等多个层面，甚至可能引发东道国与第三国的并行执法程序以及多边开发银行的取消资格制裁（Debarment）——账面上的行政罚金或刑事罚金，往往只是企业整体损失的冰山一角。

境外执法的阻断边界与总部统筹责任

在强化国内监管与域外追责的同时，《反跨境腐败法》亦从维护国家司法主权的高度，清晰划定了外国机构在反腐败领域的执法边界。根据该法，非经我国有关机关同意，任何境外机构、组织和个人不得自行或者通过他人在我国境内开展反跨境腐败调查等执法活动；在我国境内的机构、组织和个人亦不得擅自向境外机构、组织和个人提供证据材料、数据信息和其他相关协助，违反上述规定的，有关部门将依照国家规定采取阻断等措施并追究法律责任；此外，对于我国正在调查、起诉、审判或者已作出生效裁判的案件，我国有关机关有权拒绝向境外提供协助。此前，《国际刑事司法协助法》《数据安全法》《个人信息保护法》已分别就向外国司法或执法机构提供刑事证据、境内数据及个人信息设定了前置审批要求，而《反跨境腐败法》则将这一主权审查原则全面扩展至反跨境腐败领域的全部执法活动——无论是外国监管机构的行政调查，还是保存在企业境内服务器中的电子邮件、即时通讯记录和财务数据，均被悉数纳入法定管控范围。

对于身处跨国监管交汇地带的出海企业而言，这一阻断条款呈现出鲜明的“双刃剑”效应。一方面，当面临外国执法机关直接要求调取中国境内材料的压力时，企业拥有了明确的中国成文法依据，可据此要求对方通过国际司法协助等法定渠道提出请求；特别是在美国司法部《企业执法与自愿自我披露政策》要求以外国法限制为由不提供材料的企业自行承担证明责任的背景下，中国企业依法向国内主管机关提交申请及获取批复的官方记录，恰恰是向美方执法机构证实“外国法限制客观存在”的有力证据。但另一方面，这也意味着企业若为迎合境外调查而未经我国有关机关同意擅自向境外传输材料，其行为本身即直接触犯中国法律。

在实务操作中，判断一项调查取证行为是否触发阻断条款，核心在于厘清涉案材料与被调查人员所处的空间位置。假使东道国执法机构仅针对境外子公司开展调查，调取独立保存在当地的账簿、约谈当地员工，由于取证行为完全发生在我国领域之外，境外子公司依当地法律配合调查并不受阻断条款限制。然而，境外调查请求一旦指向保存在中国国内总部或境内服务器中的文件数据、身处境内工作的员工，或者由境外机关委托的律师、会计师在境内开展访谈取证，则必须事先报经我国有关机关同意；即便国内总部先将境内材料传输给境外子公司、再由境外子公司在当地转交东道国或第三国执法机关，在法律定性上依然构成“向境外组织提供证据材料”，同样须事先履行国内审批程序。

当境内办案程序与境外调查程序并行交织时，企业还必须审慎平衡中国法项下的强制报告与配合调查义务。《反跨境腐败法》规定，企业发现涉嫌跨境腐败问题的，应当依法向监察机关、公安机关等有关机关举报、报案；国内办案机关依法向企业收集、调取证据时，企业须如实提供，拒不提供或隐匿、毁灭证据的，将面临责令改正、治安管理处罚乃至刑事责任。与之相对应，主动报案、积极配合调查以及主动补救退赃，可直接转化为法定的从轻、减轻处罚情节——前述新加坡行贿案中的两名被告人正是在被追诉前主动交代了行贿事实，方才在量刑中获得了从宽认定。因此，在东道国调查、第三国调查与中国境内程序多线并行的复杂局面下，如何确保向各方监管机构所作的事实陈述前后一致、如何严守境内材料出境的法定审批红线、如何精准把握国内报案与配合调查的节奏，绝非境外单一分支机构所能独立应对，必须由境内企业总部统筹全局、统一决策。

结语

《反跨境腐败法》的颁布施行，使中国在跨境腐败治理中同时肩负起三重法定角色：惩治本国企业和人员境外腐败的追诉者，规范本国企业跨境合规经营的监管者，以及捍卫本国司法主权、防范外国不当域外管辖的主权国家。伴随这一立法格局的确立，出海企业的合规处境已发生深刻改变——境外经营的廉洁状况不再仅受东道国和第三国法律的评价，同样须接受中国法的穿透式检查，且违法后果已从刑事与行政处罚全面延伸至民事赔偿和信用约束；而在面对外国执法机构调取境内材料的要求时，企业既获得了中国法赋予的防御依据，也背负起不得擅自对外提供证据材料的法定义务。唯有立足中国法监管口径，建立一套兼顾国际标准且真正落地运行的廉洁合规体系，企业方能在切实履行国内法定义务的同时，于多法域平行执法的博弈中始终保持立场自洽。

本文作者

吴冠辰

合伙人

guanchen.wu@ghlawyer.net

业务领域：拉美国别域外法查明、跨境投资与并购、争议解决与风险管理、中企出海拉美整体法律方案

吴冠辰律师现任广和合伙人、广和南美分所执行主任、广和出海总部拉美中心负责人，具有中国及英格兰与威尔士两地律师资格，专注巴西、巴拿马跨境投资与出海法律服务。

曾任华为拉美区域高级法务经理，工作覆盖二十二个法域，牵头起草的《拉美区域合规流程总纲》为华为海外区域首个获总部推广的合规方法论；后任巴西终端法务总监，深度参与终端上市落地与本地手机工厂建设。

现任河套国际法律查明中心联合创始人、理事，巴西及巴拿马国别专业委员会召集人，曾就巴拿马议题接受《亚洲法律杂志》（ALB）封面采访。

童静静

律师

tongjingjing@ghlawyer.net

业务领域：民商事争议解决、公司治理和危机处理、建设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