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6-11-18

作者 | 胡琨
持有著作权登记证书,双方又确认源代码构成实质性相似,原告仍可能败诉,甚至在反诉中被判侵权。广州乐网数码科技有限公司与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广东省分公司侵害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纠纷案(以下简称“乐网案”)即是如此:乐网公司以登记证书为据主张对方抄袭,请求赔偿345万元,结果本诉被驳回,反被判令停止侵害复制权、署名权,撤销登记中的“集中受理平台软件”部分,并赔偿损失及合理费用共计12万元。该判决由广州知识产权法院作出,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以(2018)粤民终243号判决维持原判。
案件的转折点在于开发时间。乐网公司登记证书(软著登字第0775510号)记载的开发完成日为2014年2月28日;联通分公司则以需求文件、委托合同、推广通知和SVN版本记录等证据,证明诉争系统系其委托华工公司开发,至迟于2013年10月21日已推广运行。代码是否相似在本案中并无争议,双方争的是这套代码由谁开发、归谁所有。
软件外包、联合开发与人员交叉参与已是信息化项目的常态,同类争议并不少见。乐网案揭示的规则是:登记证书只提供权属的初步证明,相反证据动摇其证明力后,权属取决于版本、主体、时间与法律归属四个层面的证据能否相互印证,代码相似度只有在权利基础确定之后才具有意义。对持证起诉的权利人而言,起诉前需要先检验自己的开发证据,不能只依赖一纸证书。
(一)登记证书只能完成初步举证 《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将软件登记机构发放的登记证明文件定位为登记事项的初步证明,同时以软件开发者作为确定著作权归属的起点。登记的作用在于降低权利人的初始举证负担:原告持证起诉,即完成了权属的初步证明。被告一旦提出足以动摇登记证明力的开发证据,原告就需要以实际开发事实支撑其权属主张,法院也将直接审查开发事实。 版本对应是权属举证中最常见的断点。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在(2016)京73民初517号案中,先审查不同名称、载体与编译结果之间的同一性,再讨论相似代码中受保护的表达;同院(2016)京73民初588号案的原告,无法在登记软件、邮件中的代码与其主张的“前身版本”之间建立可靠对应,法院据此认定其权属证据不足。登记软件、提交的源代码、历史版本与被诉软件能否确认为同一对象,决定了登记证书能否发挥初步证明的作用。 (二)研发过程材料未能与诉争代码形成闭环对应 乐网公司的证据只能证明其做过相关工作,无法证明其开发了诉争代码。登记证书同时覆盖“集中受理系统”和“助销系统(二期)”,形式审查性质的登记行为本身,无从证明其中每一段特定代码的创作主体与形成时间;乐网公司提交的流程图、原型及邮件未能对应到诉争源代码,早期代码档案也未能提交。其关于“自主预判需求、独立开发”的陈述,与往来邮件所载“基于联通需求”的事实以及二审阶段改称“派员工参与开发”的主张前后抵牾,致使其证据体系的证明力被进一步削弱。 联通分公司的证据则覆盖了从需求提出到上线运行的全过程。需求申请、概要设计、试点及推广通知、操作手册、委托合同、发票、华工公司声明与SVN建档记录相互印证。法院在双方均负有举证责任的框架下,对两组证据能否达到高度可能性的证明标准进行了综合衡量,并未简单以后形成的开发链条推翻在先取得的证书。登记证明力被削弱后,权属仍须依开发事实判断,被告也不因对方证书被动摇而当然取得权利。 (一)“可被修改”不足以否定版本记录的真实性 勘验显示,联通分公司SVN服务器中2013年11月22日形成的第330版代码,与乐网公司代码的抽样相似度约为80%。这一版本记录成为乐网公司质证的重点:管理员具备修改能力,提取过程未经公证,乐网公司还自行演示了日志可被修改。 法院没有采纳这一抗辩。“可被修改”只说明存在篡改的可能,不能替代对实际篡改行为的举证,乐网公司未能证明联通分公司实施过修改。一审着重审查了数千次提交的延续性、版本之间的合理顺延以及有无实际篡改的痕迹;二审进一步指出,SVN源代码只是众多证据之一,在全案中起辅助作用,即使不以其为核心,需求形成、委托开发、试点推广、部署邮件、合同及付款等证据仍能相互印证。质疑方仅质疑技术记录的可篡改性而不提出实际篡改的证据,难以改变全案的证据格局。 (二)现行证据规则确立了更清晰的审查次序 2020年5月1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要求结合系统环境、运行状态、保存与提取方式、是否在正常业务活动中形成等因素综合判断电子数据的真实性,并对中立第三方平台保存、公证等情形规定了确认规则。乐网案的裁判早于该规定施行,但这些规则为审查SVN、Git等版本记录提供了清晰的次序:先审查记录的真实性与完整性,再确定记录对应的版本,最后评价其能否证明开发主体与权利归属。公证可以强化提取过程的证明力,却不能补足代码与开发主体、版本之间的关联。企业以版本记录举证时,三个环节都需要准备。 (一)人员参与项目不等于其所在公司取得权属 外包人员、关联团队与业务人员交叉参与,是软件项目最容易产生权属混淆的环节。判断权属时需要区分三个问题:某人是否参与了项目,是否实际开发了诉争代码,以及其开发成果依法归属于谁。 乐网公司援引的邮件显示,徐某主要列入“助销小组”,且以华工公司名义参与沟通;刘某2、王某的证言也未支持乐网公司的主张。内部通讯录可以反映一定的组织联系,但不能单独证明劳动关系,更不能证明特定人员受托开发了诉争代码。乐网公司试图从“本公司人员参与项目”推导出“本公司享有权属”,中间缺少实际开发与法律归属两个环节的证明。 (二)委托开发的权属首先依合同确定 依《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委托开发软件的著作权归属首先由书面合同约定;无书面合同或者合同未作明确约定的,著作权由受托人享有。“谁提出需求”“谁支付开发费”“谁实际编写代码”都是重要事实,但任何一项都不宜脱离委托关系与权属约定单独决定归属。乐网案中,华工公司的声明与相关合同把开发事实与权利归属连接起来,是联通分公司胜诉的关键证据。 乐网案的胜负在相似度比对之前就已决定:登记证书之外,乐网公司拿不出与诉争代码对应的版本、人员与时间证据。对软件企业而言,权属证据需要在研发过程中积累,诉讼发生后很难补齐。需求、原型、代码提交、测试与部署材料使用同一套项目名称与版本号,登记软件才能与实际运行的系统一一对应;委托与外包合同写明代码范围、著作权归属与参与人员身份,委托方才不至于因合同未作约定而使权利落入受托人;代码版本库的访问权限、操作日志与异地备份宜交由相对独立的职能岗位管理,必要时引入中立第三方存证平台进行实时固证,版本记录在诉讼质证中才经得起真实性的检验。包含多个可独立运行模块的软件,分模块登记可以避免局部争议波及整体登记。 争议发生后,权利人持证起诉前,应当先评估对方是否掌握更早、更完整的开发证据,乐网案中因轻率起诉而触发反诉、最终被撤销登记中“集中受理平台软件”部分并承担赔偿责任的教训尤值镜鉴。被诉方则不必纠缠于代码相似度,以需求、委托、开发、上线与付款组成的开发链条正面动摇登记的证明力,往往更为有效;质疑对方的版本记录时,也应当指向实际篡改或者明显的版本断点,仅以“可被修改”作为抗辩难以获得支持。 本文作者 胡琨 广和律师事务所合伙人 专注知识产权与不正当竞争法律事务。自2009年起从事知识产权工作,2015年起执业,兼具理工科与法学复合背景,同时具备专利代理师、商标代理人专业资质。现任深圳市律师协会商标法律专业委员会委员、广东省律师协会商标专业委员会委员。主要处理商标授权确权行政诉讼、商标侵权、专利侵权与无效、软件著作权、商业秘密及不正当竞争等纠纷。代理的浙江孟乐与RealMe重庆移动域名纠纷案入选北京互联网法院典型案例。 电话/微信: 13923795535 邮箱: hukun@ghlawyer.net一、登记证书的证明力边界与举证责任转移
二、电子版本记录的证据效力与审查次序
三、项目交叉参与下的人员身份与法律归属
结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