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6-11-19

作者 | 刘禹锋 童静静
上篇讨论了《衍生品交易监督管理办法(试行)》(下称《办法》)施行后的存量业务处置和合同效力问题。本篇讨论交易者适当性。与上篇相比,这一部分对衍生品经营机构日常展业的影响更直接,也更容易在交易者出现亏损后演变为纠纷。
《办法》要求交易者符合证监会规定的专业交易者标准,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直接或者间接规避。从事套期保值等风险管理活动的,可以按规定豁免部分或全部标准。经营机构应当审慎核查交易者的真实身份和交易目的,评估其风险承受能力,充分揭示风险。 对证券公司而言,这些要求并不陌生。按照中国证券业协会的自律规则,场外期权和收益互换的交易对手方一直限于专业机构投资者。开展股票股指类场外期权的,标准进一步提高,法人须最近一年末净资产不低于5000万元、金融资产不低于2000万元,并具有3年以上投资经验。《办法》对证券公司的意义,主要是把既有的自律要求上升为规章。 变化主要发生在期货公司一侧。此前,期货风险管理子公司开展商品类衍生品交易,自律规则并不要求交易者符合专业交易者标准,大量产业客户以普通交易者的身份参与。《办法》把专业交易者要求拉平到全部衍生品交易之后,这类客户只剩下一个入口,即以套期保值等风险管理为目的参与交易。中国期货业协会《期货公司衍生品交易业务交易者适当性管理指引(试行)》(下称《指引》)据此把期货公司的交易对手方限定为专业机构交易者和从事风险管理活动的普通机构交易者,不包括自然人,普通机构交易者也不得参与权益类衍生品交易。 由此,适当性管理的重心发生了转移。过去的问题是客户是否达到资产和经验门槛,现在的问题是客户的套期保值需求是否真实。前者有客观标准,后者需要经营机构作出判断,判断失当的后果也由经营机构承担。 《指引》要求期货公司勤勉尽责,按照实质重于形式的原则审核交易者提供的信息和材料。结合《指引》对普通机构交易者的准入条件,实质审核至少包括三个层面。 需求是否真实。普通机构交易者应当基于自身真实的生产、加工、贸易、消费等经营活动,或者与经营活动相关的投融资需求参与交易。期货公司需要取得能够证明其经营或投融资规模的材料,例如财务报表、现货购销合同、发票、仓单或库存证明等,并留意不同材料之间能否相互印证。 交易是否匹配。交易品种应当限于与其经营或投融资相关的品种,交易规模应当与其经营规模基本匹配,交易结构应当与其需要管理的风险特征基本吻合。《指引》同时要求期货公司不得与普通机构交易者交易结构过度复杂的合约。申请交易的品种与经营品种不一致的,交易者应当说明其合理性和相关性。 存续期内是否持续符合。期货公司应当对客户交易行为持续动态监测,至少每年复核交易者的适当性情况并要求其更新申请材料,每半年回访一次。交易者的经营情况发生重大变化的,应当及时调整交易规模或者暂停新增交易。 根据笔者经验,过去实务中证明套期保值需求,主要依靠交易者出具的承诺函。《指引》仍然要求交易者出具承诺函,承诺依法依规从事风险管理活动、提供真实的信息和材料,并自愿承担违反承诺的后果。但承诺函在《指引》中只是申请材料之一,与交易申请表、经营规模证明和风险管理方案并列。仅凭承诺函而没有其他材料支持的,难以认定经营机构尽到了实质审核义务。当然,实质审核不等于经营机构对材料的真实性承担担保责任。由于经营机构不具备调查取证的手段,对于形式完备、内容相互印证、以合理注意难以发现瑕疵的虚假材料,不宜苛求其必须识破。 普通机构交易者以虚假的套期保值材料取得交易资格,亏损后又以经营机构审核不严为由主张赔偿,是《办法》施行后较可能出现的纠纷类型。责任如何分配,取决于三个问题。 第一,由谁举证。《期货和衍生品法》对普通交易者设有举证责任倒置的规定,《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下称“九民纪要”)也要求卖方机构就其已经履行适当性义务承担举证责任。纠纷发生后,经营机构需要证明自己已经完成了解客户、核查交易目的、揭示风险等工作。 第二,经营机构能否免责。《办法》明确规定,交易者应当按照经营机构明示的要求提供真实信息。按照九民纪要的精神,金融消费者故意提供虚假信息导致交易不适当的,卖方机构可以主张免责,但金融消费者能够证明虚假信息系卖方机构误导所致的除外。因此,交易者提供虚假材料本身是经营机构的有力抗辩,交易者出具的承诺函也是认定其过错的直接证据。但这一抗辩有两个前提:经营机构已经尽到合理的审核义务,并且没有参与虚假材料的形成。此外,经营机构能够证明根据交易者的既往交易经验等事实,适当性义务的违反并未影响其自主决定的,也可以主张由交易者自负风险。对具有衍生品交易经验的机构客户,这一抗辩有实际意义。 第三,双方均有过错时如何分担。上海金融法院近期审结的一起场外期权侵权责任纠纷案(案号:(2026)沪74民终527号)可供参照。该案中,投资者明知自己不具备交易资格仍然参与,并在交易中处于主导地位,但证券公司员工主动推介并协助其满足准入条件,法院判令证券公司与私募基金管理人连带承担70%的责任,投资者自担30%。该案并非套期保值豁免纠纷,但裁判思路可以借鉴:交易者自身存在过错并不当然免除经营机构的责任,经营机构的人员是否知情、是否参与,是决定责任比例的关键因素。业务人员为完成准入而指导交易者准备材料、代为填写申请内容的,经营机构将很难再以交易者提供虚假信息为由免责。 除民事赔偿外,经营机构还面临两类风险。一是监管责任,未按规定履行适当性义务的,可能被采取监管措施或者受到行政处罚。二是处置环节的争议。发现交易者提供虚假材料或者以风险管理名义从事投机的,《指引》要求期货公司采取限期整改、暂停新增交易、限期终止部分或全部交易等措施。限期终止会带来终止款项的结算,交易者对认定依据和结算金额提出异议的,期货公司需要有合同依据和事实依据。 适当性风险的另一个来源是产品嵌套。尽管资管新规已明令禁止金融机构提供规避监管要求的通道服务,并要求管理人切实履行管理职责,但通过私募基金、资产管理计划等产品嵌套参与场外衍生品交易的情形仍时有发生。在这类安排中,产品以自己的名义与经营机构签订主协议和交易确认书,交易决策和资金则来自产品背后的实际投资者,其中不乏自然人或者依规定不得参与衍生品交易的主体。 一旦发生亏损,纠纷通常由实际投资者向经营机构和产品管理人提起。实际投资者不是衍生品合同的当事人,其请求权基础多为侵权,并须自行举证证明经营机构存在过错。从前述上海金融法院的判决看,法院并不止步于合同的形式相对方,而是审查产品是否仅为名义载体、交易指令由谁发出、经营机构对实际投资者的身份是否明知。在损失计算上,法院以交易整体违规为由,按投资者转入的全部资金减去收回的全部资金计算损失,各笔交易的盈利与亏损相互抵销,利息损失未获支持。 《办法》施行后,核查交易者的真实身份和交易目的成为规章明确的义务。经营机构对交易者的尽职调查不能停留在形式审查,是否履行核查、核查过程是否留痕,将成为法院判断其是否明知或者应当知道、是否存在过错的重要依据。 《办法》和《指引》为普通机构参与衍生品交易保留了空间,但把判断其风险管理需求是否真实的责任交给了经营机构。对经营机构而言,适当性管理的重点将从核对资质转向审核交易目的,审核是否做到实质、过程是否留有记录,决定了纠纷发生时的处境。相关配套规则仍在陆续出台,我们将持续跟踪后续进展。 本文仅为对相关规则的一般性解读,不构成针对具体事项的法律意见。如有相关问题,欢迎随时与我们联系。 本文作者 刘禹锋 律师 liuyufeng@ghlawyer.net 业务领域:跨境争议解决、金融市场诉讼、仲裁与合规业务 刘律师专注于跨境争议解决、金融市场诉讼、 仲裁与合规业务,具有丰富的跨境法律实务经验,熟悉中国、美国、加拿大三个司法辖区跨境争议解决、跨境交易及国际商事法律服务。加入本所前,其曾在国内某大型金融机构从事合规管理工作,对金融机构内控合规管理、证券期货交易、私募基金及券商资管计划“募投管退”全流程、场外衍生品交易、大宗商品现货交易等相关领域具有丰富法律实务经验。 刘律师持有中国和美国纽约州律师执业资格,并取得中国证券、期货、基金从业资格。 童静静 合伙人 tongjingjing@ghlawyer.net 业务领域:民商事争议解决、公司治理和危机处理、建设工程一、适当性要求的变化
二、实质审核的标准
三、交易者提供虚假材料时的责任分配
四、嵌套交易中的责任
五、结语


